周小川谈利率三步曲：加息、资本市场、商行风险
加息关键在于宏观经济走势
11月13日北京消息]11月1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刊登了对中国人民银行长周小川的独家专访。文中，周小川就10月29日利率调整政策的背景、决策机制以及贷款利率自由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针对利率调整的时机，周小川表示，经济政策往往需要不断根据环境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作出相应的调整。10月29日的利率调整政策在出台时机上配合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统筹考虑，与国务院召开的加强土地管理电视电话会议是同步的。
周小川强调，尽管中国经济形势复杂，而且各界人士意见不一，但在这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国务院一直非常强调要发挥好利率政策的杠杆作用。周小川总结了今年以来央行采取的三个步骤：
一是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规定利率的1.3倍扩大到1.7倍，农村信用社扩大到2倍。该项政策2003年末启动研究，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二是调整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分别上调了0.63和0.27个百分点，同时宣布再贷款利率调整普遍适用于新老再贷款，并对一些老的政策性再贷款做了一些特殊的豁免规定。该政策于2004年初启动研究，并于3月25日实施。
三是这次利率调整措施。从10月29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区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2.3倍，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下浮。
周小川还表示，在利率的调整幅度问题上，两个方面的考虑比较重要：一方面，小幅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以观察利率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密切关注消费物价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以及经济走势。由于中国的CPI走势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年下半年CPI环比虽然仍有可能是正的，但是只要增幅小于去年，全年的物价涨幅就将趋于回落。
因此，周小川认为，综合考虑物价涨幅回落和经济适当冷却这两方面因素，如果利率调整幅度过大，震动比较大，容易出现风险。另外，此次利率调整是9年以来的首次上调，心理上的影响比较强烈。
资本市场不是利率调整的主要决策依据
对于利率调整的决策依据，周小川表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并非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主要参考因素。周小川称，从当前上市公司所属行业、总市值、新增筹资的规模等指标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的代表性还不够高，资本市场的起落同宏观经济的联动关系也不是那么紧密；而房地产价格也不能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决策依据，是因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中，存在房改的特殊因素。
此外存款下降、资金体外循环的因素也并非利率调整的决定性因素。至于外汇流入增加带来的人民币占款问题，周小川认为，尚在中国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周小川表示，判断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要看整个宏观经济的走势，包括看CPI和PPI这样的指标。另外，央行比较关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今年出台了一些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有了一个经济学上所谓的“溢出”(SPILL OVER)现象，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反映到沿海城市的民工紧缺上。周小川称，这些因素可能是宏观调控时更关注的。
对于货币政策的目标，周小川表示，保持币值稳定是第一位的目标，同时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这些目标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要平衡取舍。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改革和货币化不断进行的过程中，随着房改因素、公共服务价格因素等逐步进入指数，因此我国中央银行不可能完全像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国家那样，单纯将控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inflation target)。
利率改革旨在提高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
对于贷款利率的上限放开，周小川称其为利率市场化的一项重要步骤。商业银行通过更灵活的利率机制，可逐渐建立风险定价能力，以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给予更多的关注。周小川表示，人民银行今后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促进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提高管好资产负债表、管好贷款风险定价的能力。
对于存款利率下浮的政策用意，周小川解释称，是为了促进商业银行加强主动负债管理，控制过速膨胀的风险，巩固资本充足率约束。近年来，商业银行资产膨胀速度比较快，对资本充足率产生了较大压力。商业银行要保持资本金充足率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还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做一些风险权重比较小的资产业务，如购买债券或者同业拆出，但银行又嫌这些业务利差太小，利润太低。另一种就是进行主动负债管理，控制负债规模，实现自我约束。周小川称，这应是本轮金融宏观调控期望达到的目标之一。
对于此次利率调整的影响，周小川表示，这次利率调整刚发生半个月，政策效果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同时，央行要积极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对这次利率调整政策的消化，尤其是加快推进微观机制改革。
《财经》杂志
11月13日北京消息]11月1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刊登了对中国人民银行长周小川的独家专访。文中，周小川就10月29日利率调整政策的背景、决策机制以及贷款利率自由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针对利率调整的时机，周小川表示，经济政策往往需要不断根据环境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作出相应的调整。10月29日的利率调整政策在出台时机上配合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统筹考虑，与国务院召开的加强土地管理电视电话会议是同步的。
周小川强调，尽管中国经济形势复杂，而且各界人士意见不一，但在这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国务院一直非常强调要发挥好利率政策的杠杆作用。周小川总结了今年以来央行采取的三个步骤：
一是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规定利率的1.3倍扩大到1.7倍，农村信用社扩大到2倍。该项政策2003年末启动研究，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二是调整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分别上调了0.63和0.27个百分点，同时宣布再贷款利率调整普遍适用于新老再贷款，并对一些老的政策性再贷款做了一些特殊的豁免规定。该政策于2004年初启动研究，并于3月25日实施。
三是这次利率调整措施。从10月29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区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2.3倍，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下浮。
周小川还表示，在利率的调整幅度问题上，两个方面的考虑比较重要：一方面，小幅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以观察利率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密切关注消费物价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以及经济走势。由于中国的CPI走势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年下半年CPI环比虽然仍有可能是正的，但是只要增幅小于去年，全年的物价涨幅就将趋于回落。
因此，周小川认为，综合考虑物价涨幅回落和经济适当冷却这两方面因素，如果利率调整幅度过大，震动比较大，容易出现风险。另外，此次利率调整是9年以来的首次上调，心理上的影响比较强烈。
资本市场不是利率调整的主要决策依据
对于利率调整的决策依据，周小川表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并非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主要参考因素。周小川称，从当前上市公司所属行业、总市值、新增筹资的规模等指标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的代表性还不够高，资本市场的起落同宏观经济的联动关系也不是那么紧密；而房地产价格也不能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决策依据，是因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中，存在房改的特殊因素。
此外存款下降、资金体外循环的因素也并非利率调整的决定性因素。至于外汇流入增加带来的人民币占款问题，周小川认为，尚在中国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周小川表示，判断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要看整个宏观经济的走势，包括看CPI和PPI这样的指标。另外，央行比较关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今年出台了一些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有了一个经济学上所谓的“溢出”(SPILL OVER)现象，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反映到沿海城市的民工紧缺上。周小川称，这些因素可能是宏观调控时更关注的。
对于货币政策的目标，周小川表示，保持币值稳定是第一位的目标，同时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这些目标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要平衡取舍。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改革和货币化不断进行的过程中，随着房改因素、公共服务价格因素等逐步进入指数，因此我国中央银行不可能完全像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国家那样，单纯将控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inflation target)。
利率改革旨在提高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
对于贷款利率的上限放开，周小川称其为利率市场化的一项重要步骤。商业银行通过更灵活的利率机制，可逐渐建立风险定价能力，以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给予更多的关注。周小川表示，人民银行今后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促进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提高管好资产负债表、管好贷款风险定价的能力。
对于存款利率下浮的政策用意，周小川解释称，是为了促进商业银行加强主动负债管理，控制过速膨胀的风险，巩固资本充足率约束。近年来，商业银行资产膨胀速度比较快，对资本充足率产生了较大压力。商业银行要保持资本金充足率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还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做一些风险权重比较小的资产业务，如购买债券或者同业拆出，但银行又嫌这些业务利差太小，利润太低。另一种就是进行主动负债管理，控制负债规模，实现自我约束。周小川称，这应是本轮金融宏观调控期望达到的目标之一。
对于此次利率调整的影响，周小川表示，这次利率调整刚发生半个月，政策效果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同时，央行要积极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对这次利率调整政策的消化，尤其是加快推进微观机制改革。
《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