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省级行政区”设想再提 有望写入十一五规划
"50省级行政区"设想再提 有望写入"十一五"规划
—— 20个都市圈：重构中国经济版图
近年来，除了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三大都市圈的飞速发展外，南京、江苏、安徽以及哈尔滨等地也都在积极推动都市圈的建设。都市圈的发展模式，已经逐渐成为各地发展模式的重要选择。
运用都市圈模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学界讨论日趋完善，这种模式正在进入政府的视野，并有望获得政府的首次定义和采纳。
20个都市圈设想
近日，附有八个分报告、共计3.3万字的国家发改委“十一五”重点课题研究报告——《中国空间结构问题研究》首次对外界披露。2003年底，国家发改委下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承接了该课题的研究，经过八个月的全国调研，结合正在形成中的长三角、环渤海湾都市圈等区域经济实践，提出本报告，并于今年2月初，送交国家发改委规划司。
该报告最主要的设想是，到2030年，中国将建设20个都市圈，这些都市圈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平原带，每个都市圈可容纳5000万城市人口，每个都市圈以120公里为半径，覆盖面积达4万～5万平方公里。从内容上看，这些都市圈大多在目前的城市分布格局上规划，对当前的行政建制提出了大胆的改动建议。
该报告的主要撰稿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对记者表示，这个报告是为9月份将公布的国家“十一五”规划草案做准备的。如果9月份出台的国家“十一五”规划对该报告所设想的都市圈有所采纳，这将意味着都市圈的战略构想得到政府的正式认可。
“都市圈的字眼在‘十一五’规划草案中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王建说。
报告原文称，“都市圈战略是市场力量推动下的客观发展趋势，即使政府不积极，市场经济还是会构造出都市圈，只是时间要长些，财富消耗要高些。”
报告同时提醒说，如果政府不了解中国未来的空间结构发展趋势，将难以避免在增加土地供给时面临的盲目性，同时也无助于解决土地资源被大量投资无效率浪费的事实。
报告认为，在未来25年里，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2亿，城市化率达到东亚国家普遍的75%。由于中国的平原面积总数为115万平方公里，其中90%分布在东、中部，约100万平方公里，所以未来增加的城市人口也必然集中在这里。如果每个都市圈都以120公里为半径，则东、中部平原地带正好可以摆下19大都市圈，加上位于四川盆地的成渝都市圈，共20大都市圈。
报告设想，每个都市圈中都有一个1500万或两个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两个5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五个3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十个100万人口的大城市，都市圈的城市总人口就将达到5000万。
同时，参考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2030年中国GDP的结构可考虑为农业5%、工业40%、建筑业5%、服务业50%，如果各都市圈的产业结构一致，则都市圈的非农产业的GDP将达到4.27万亿元，由于各都市圈的耕地面积不同，因此有些都市圈的GDP会高于4.5万亿元，有的则会低于这个数字。
日本是世界上都市圈模式特点最为显著的国家，按照其三大都市圈的经验，报告把3000万人口、8000亿元GDP的都市圈定义为成长型都市圈，比如2015年的武汉都市圈、2010年的沈大（沈阳、大连）都市圈，而把5000万人口、4.5万亿元GDP的都市圈定义为成熟型都市圈，比如目前的京津都市圈、上海都市圈。报告写道：“由于中国目前的区域发展差异较大，20大都市圈的形成会有先有后，它的形成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人口规模，另一个是产出规模。”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目前的31个省市区中，有12个省区没有布局都市圈，主要原因是这些省区内缺乏足够的平原面积，比如福建省未能纳入都市圈的重要原因是，境内主要是高山和丘陵。西北地区主要是黄土高原，地广人稀，主要城市的距离常达数百乃至上千公里，无法在较小的地域内形成需求规模，因此都不具备组建都市圈的条件。
就各个都市圈的人口流动，报告预测说，包括京津都市圈、上海都市圈、长沙都市圈、成渝都市圈的人口都将向其他都市圈移动，其中需要移出人口最少的是长沙都市圈，约185万人，需要移出人口最多的是成渝都市圈，移出人口接近7000万。
“中国和美国的国土面积相似，产业布局分工也有类似之处，但是中国的人均占地面积和日本却差不多，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土地压力迫使中国必须像日本那样走都市圈式的城市化道路，只有采用都市圈战略，把目前全国各经济区域之间的分工与货物交流转变为各都市圈内部的分工与交流，这样才能解决中国目前沉重的货物运输瓶颈，才能大幅减少交通运输对土地的占用需求，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意识到交通用地增加也是导致可耕地减少的重要原因。”王建说。
发展大城市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取向，是应以大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镇为主，争议纷纭。
1994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取向是小城镇，“九五”、“十五”规划中基本沿用了这个指导方针，把发展小城镇以及中小城市确立为中国城市化的重点方向。
但是，本次报告认为，“小城镇和中小城市的人均占地水平要远高于大型城市。”
报告列举的数字显示，根据2001年的数字，中国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人均占地约160平方米，100万人口的城市人均占地约53平方米，而300万人口的大城市人均占地仅40平方米左右。因此，报告判断说，如果未来25年中国只能再增加1.5亿亩耕地用于城市化建设，则中国只能依靠不断提高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率与产出率来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由此来看，中国以大城市为城市化的取向是现实的。
报告列举的另一组数据显示，1996~2000年，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从34个增加到171个，50万~100万人口的准大型城市从44个增加到279个，而同期20万~5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则从195个下降到171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则从393个锐减至39个。报告从中得到的结论是，“这说明在实践中，过去的几年中国已经走的是城市大型化的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宋迎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上世纪80年代之前，国家城市化的基本战略是发展中小城市，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是，对“城市病”心存担忧，然而外国的经验却证明，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群落的形成对产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是很有好处的。
他表示，在2000年前后，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内需不足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在城市发展规划上，提出大中城市协调发展战略，从重点发展小城镇变化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但是由于这种提法比较笼统，因而操作性不足，后来在学术界和地方政府中间就开始出现“都市圈战略”的说法，这与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区域经济共同体”热潮也是一脉相承的。
日本三大都市圈实践也被拿来作为中国城市化讨论的议题。王建认为，虽然日本的官方和学界一向认为，人口过于向都市圈集中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从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四次国土整治计划，都是以“反都市圈”政策为核心的，但是日本在其经济恢复、腾飞的实践过程当中却形成了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和其他地方经济带。
重提“50个省级行政区”
在现行的区域行政管理体制面前，该报告似乎显得很激进，因为它要对目前的行政建制实行一个伤筋动骨式的改造。
报告认为，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现行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越发显现，主要就体现在目前省、市的行政边界严重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它提出的建议是，依据人口规模，以3000万人口为省的基本单位，如此中国就可以划分出约50个省级行政区。
另外，可以考虑取消地级市和市管县的现行体制，除部分中心城市考虑由中央直辖外，实行省辖县，县为省以下的最大行政级别。然后，减少县的数量，把目前中国374个县级市、1470个县合并为1000个县，人口规模保持在40万人左右。
但是，宋迎昌表示，在实行都市圈战略、推进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撤市、并县仅仅具有短期的效果，从长远看，仅仅是把显性矛盾转为隐性矛盾，无助于问题的实际解决。最根本的出路在于，解决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把其注意力定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上，而不是过多参与经济建设。
报告同时建议，虽然都市圈是由市场推动的，但是政府不能躲避规划责任。建议由中央政府直辖各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在投资和税收领域进行重点扶持，以使其能够担负起中心城市的功能。中央政府还要首先安排好土地的使用计划，对非都市圈的城市发展和土地使用进行严格限制。而对都市圈城市，则要通过规划与审批圈内各城市的土地分类供应，引导产业合理分工。
照此思路，中国城市的容积率必须提高。数字显示，2002年，中国城市的平均容积率是0.76，同期的香港为1.6，台北为1.2，东京则更高。报告建议，政府应该对此有所作为。
中国房地产报 张杰 魏海田
—— 20个都市圈：重构中国经济版图
近年来，除了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三大都市圈的飞速发展外，南京、江苏、安徽以及哈尔滨等地也都在积极推动都市圈的建设。都市圈的发展模式，已经逐渐成为各地发展模式的重要选择。
运用都市圈模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学界讨论日趋完善，这种模式正在进入政府的视野，并有望获得政府的首次定义和采纳。
20个都市圈设想
近日，附有八个分报告、共计3.3万字的国家发改委“十一五”重点课题研究报告——《中国空间结构问题研究》首次对外界披露。2003年底，国家发改委下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承接了该课题的研究，经过八个月的全国调研，结合正在形成中的长三角、环渤海湾都市圈等区域经济实践，提出本报告，并于今年2月初，送交国家发改委规划司。
该报告最主要的设想是，到2030年，中国将建设20个都市圈，这些都市圈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平原带，每个都市圈可容纳5000万城市人口，每个都市圈以120公里为半径，覆盖面积达4万～5万平方公里。从内容上看，这些都市圈大多在目前的城市分布格局上规划，对当前的行政建制提出了大胆的改动建议。
该报告的主要撰稿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对记者表示，这个报告是为9月份将公布的国家“十一五”规划草案做准备的。如果9月份出台的国家“十一五”规划对该报告所设想的都市圈有所采纳，这将意味着都市圈的战略构想得到政府的正式认可。
“都市圈的字眼在‘十一五’规划草案中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王建说。
报告原文称，“都市圈战略是市场力量推动下的客观发展趋势，即使政府不积极，市场经济还是会构造出都市圈，只是时间要长些，财富消耗要高些。”
报告同时提醒说，如果政府不了解中国未来的空间结构发展趋势，将难以避免在增加土地供给时面临的盲目性，同时也无助于解决土地资源被大量投资无效率浪费的事实。
报告认为，在未来25年里，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2亿，城市化率达到东亚国家普遍的75%。由于中国的平原面积总数为115万平方公里，其中90%分布在东、中部，约100万平方公里，所以未来增加的城市人口也必然集中在这里。如果每个都市圈都以120公里为半径，则东、中部平原地带正好可以摆下19大都市圈，加上位于四川盆地的成渝都市圈，共20大都市圈。
报告设想，每个都市圈中都有一个1500万或两个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两个5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五个3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十个100万人口的大城市，都市圈的城市总人口就将达到5000万。
同时，参考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2030年中国GDP的结构可考虑为农业5%、工业40%、建筑业5%、服务业50%，如果各都市圈的产业结构一致，则都市圈的非农产业的GDP将达到4.27万亿元，由于各都市圈的耕地面积不同，因此有些都市圈的GDP会高于4.5万亿元，有的则会低于这个数字。
日本是世界上都市圈模式特点最为显著的国家，按照其三大都市圈的经验，报告把3000万人口、8000亿元GDP的都市圈定义为成长型都市圈，比如2015年的武汉都市圈、2010年的沈大（沈阳、大连）都市圈，而把5000万人口、4.5万亿元GDP的都市圈定义为成熟型都市圈，比如目前的京津都市圈、上海都市圈。报告写道：“由于中国目前的区域发展差异较大，20大都市圈的形成会有先有后，它的形成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人口规模，另一个是产出规模。”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目前的31个省市区中，有12个省区没有布局都市圈，主要原因是这些省区内缺乏足够的平原面积，比如福建省未能纳入都市圈的重要原因是，境内主要是高山和丘陵。西北地区主要是黄土高原，地广人稀，主要城市的距离常达数百乃至上千公里，无法在较小的地域内形成需求规模，因此都不具备组建都市圈的条件。
就各个都市圈的人口流动，报告预测说，包括京津都市圈、上海都市圈、长沙都市圈、成渝都市圈的人口都将向其他都市圈移动，其中需要移出人口最少的是长沙都市圈，约185万人，需要移出人口最多的是成渝都市圈，移出人口接近7000万。
“中国和美国的国土面积相似，产业布局分工也有类似之处，但是中国的人均占地面积和日本却差不多，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土地压力迫使中国必须像日本那样走都市圈式的城市化道路，只有采用都市圈战略，把目前全国各经济区域之间的分工与货物交流转变为各都市圈内部的分工与交流，这样才能解决中国目前沉重的货物运输瓶颈，才能大幅减少交通运输对土地的占用需求，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意识到交通用地增加也是导致可耕地减少的重要原因。”王建说。
发展大城市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取向，是应以大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镇为主，争议纷纭。
1994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取向是小城镇，“九五”、“十五”规划中基本沿用了这个指导方针，把发展小城镇以及中小城市确立为中国城市化的重点方向。
但是，本次报告认为，“小城镇和中小城市的人均占地水平要远高于大型城市。”
报告列举的数字显示，根据2001年的数字，中国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人均占地约160平方米，100万人口的城市人均占地约53平方米，而300万人口的大城市人均占地仅40平方米左右。因此，报告判断说，如果未来25年中国只能再增加1.5亿亩耕地用于城市化建设，则中国只能依靠不断提高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率与产出率来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由此来看，中国以大城市为城市化的取向是现实的。
报告列举的另一组数据显示，1996~2000年，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从34个增加到171个，50万~100万人口的准大型城市从44个增加到279个，而同期20万~5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则从195个下降到171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则从393个锐减至39个。报告从中得到的结论是，“这说明在实践中，过去的几年中国已经走的是城市大型化的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宋迎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上世纪80年代之前，国家城市化的基本战略是发展中小城市，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是，对“城市病”心存担忧，然而外国的经验却证明，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群落的形成对产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是很有好处的。
他表示，在2000年前后，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内需不足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在城市发展规划上，提出大中城市协调发展战略，从重点发展小城镇变化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但是由于这种提法比较笼统，因而操作性不足，后来在学术界和地方政府中间就开始出现“都市圈战略”的说法，这与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区域经济共同体”热潮也是一脉相承的。
日本三大都市圈实践也被拿来作为中国城市化讨论的议题。王建认为，虽然日本的官方和学界一向认为，人口过于向都市圈集中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从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四次国土整治计划，都是以“反都市圈”政策为核心的，但是日本在其经济恢复、腾飞的实践过程当中却形成了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和其他地方经济带。
重提“50个省级行政区”
在现行的区域行政管理体制面前，该报告似乎显得很激进，因为它要对目前的行政建制实行一个伤筋动骨式的改造。
报告认为，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现行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越发显现，主要就体现在目前省、市的行政边界严重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它提出的建议是，依据人口规模，以3000万人口为省的基本单位，如此中国就可以划分出约50个省级行政区。
另外，可以考虑取消地级市和市管县的现行体制，除部分中心城市考虑由中央直辖外，实行省辖县，县为省以下的最大行政级别。然后，减少县的数量，把目前中国374个县级市、1470个县合并为1000个县，人口规模保持在40万人左右。
但是，宋迎昌表示，在实行都市圈战略、推进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撤市、并县仅仅具有短期的效果，从长远看，仅仅是把显性矛盾转为隐性矛盾，无助于问题的实际解决。最根本的出路在于，解决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把其注意力定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上，而不是过多参与经济建设。
报告同时建议，虽然都市圈是由市场推动的，但是政府不能躲避规划责任。建议由中央政府直辖各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在投资和税收领域进行重点扶持，以使其能够担负起中心城市的功能。中央政府还要首先安排好土地的使用计划，对非都市圈的城市发展和土地使用进行严格限制。而对都市圈城市，则要通过规划与审批圈内各城市的土地分类供应，引导产业合理分工。
照此思路，中国城市的容积率必须提高。数字显示，2002年，中国城市的平均容积率是0.76，同期的香港为1.6，台北为1.2，东京则更高。报告建议，政府应该对此有所作为。
中国房地产报 张杰 魏海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