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户口界限已是大势所趋 对城市管理是场挑战
改革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已是大势所趋。从中国每年大量的农民工流动，以及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情况来看，陈旧的户籍管理制度不仅失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
在10月25日召开的中央综治委2005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央综治委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透露，公安部正在抓紧研究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
刘金国还提出，各地、各部门要根据资源、能源等实际承受能力，把人口流动问题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认真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劳动保障、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等问题，逐步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
10月27日，公安部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山东、辽宁、福建等11个省的公安机关开展了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工作，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辽宁省对这一改革显得信心颇足，该省公安厅治安总队表示：“之所以选择辽宁做试点，是因为考虑到辽宁是城市化进程比较高的省份。另外辽宁地级市、县级市比较多，综合接纳能力比较强。”
户籍改革并不出人意料，但它已经产生的震动和将要引起的震动都会不小。取消户籍界限之后，紧接着面临的就是户口迁移问题。如果放开迁移限制，几乎可以肯定将导致如下现象：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小城镇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这对于各级城市的管理都将是不小的挑战。
郑州市的例子就颇值思考。2001年11月,郑州市在河南省范围内率先推行以“降低入户门槛、吸引高层次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实施不到一年，郑州市新增入户人口10万人。2003年8月,郑州市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结果一年内，郑州市又新增入户人口15万。
人口的迅速增加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带来的是城市交通的拥挤，其次是教育资源的急剧紧张。
此外，外来人员户口迁入郑州后，符合有关条件即可按规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使社会保障部门压力大增。治安和刑事案件发案数量也在增加，城市治安压力加大。还有人口增加后患病人员增加，给医疗行业带来的压力等问题。
在上述压力之下，郑州市于2004年8月20日发出通知，暂停自2003年8月以来实施的以“投亲靠友”为代表的“户籍新政”。
从郑州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先开后关”可以看到，如果没有配套措施，城市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短期内入户人口的增加，将对城市管理与城市服务施加沉重的压力。
有人会问，现在不也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进城吗？对农民工而言，他们是“经济上进了城，社保还在城外”——在城里挣钱、消费、缴税，却不享受医疗、教育、社保以及城市居民的一些福利。这种制度虽然带有歧视，但客观上对城市既有的医疗、教育、社保系统起到了缓冲作用。一旦户籍迁移真正放开，政策缓冲将会立刻消失，而压力将会随之显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户籍改革的大趋势，一些超级大城市(如北京)的态度极为慎重。实际上，它们在掂量其中潜在的风险和压力，以及自己的管理能力是否能承受冲击。
在经过了多年的农民工进城之后，城市户口制度放开后的压力，并非来自于交通、住房等硬件方面，因为这种压力现在已经有了；也不是来自于就业，因为外来工一方面自谋职业，一方面也在创造就业。最大的挑战将来自与社保和公共服务相关的几个领域：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政府公共服务、政府管理等方面。
以中国如此大量的人口迁移潜力来说，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城市还没有做好准备。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将在户口迁移这一关键环节上表现犹豫，推迟改革的步伐。要最终解决人口迁移压力，恐怕还是要靠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国内各个层次形成大小不同的经济中心城镇，使人口迁移和分布做到相对均衡。
第一财经日报
在10月25日召开的中央综治委2005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央综治委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透露，公安部正在抓紧研究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
刘金国还提出，各地、各部门要根据资源、能源等实际承受能力，把人口流动问题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认真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劳动保障、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等问题，逐步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
10月27日，公安部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山东、辽宁、福建等11个省的公安机关开展了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工作，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辽宁省对这一改革显得信心颇足，该省公安厅治安总队表示：“之所以选择辽宁做试点，是因为考虑到辽宁是城市化进程比较高的省份。另外辽宁地级市、县级市比较多，综合接纳能力比较强。”
户籍改革并不出人意料，但它已经产生的震动和将要引起的震动都会不小。取消户籍界限之后，紧接着面临的就是户口迁移问题。如果放开迁移限制，几乎可以肯定将导致如下现象：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小城镇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这对于各级城市的管理都将是不小的挑战。
郑州市的例子就颇值思考。2001年11月,郑州市在河南省范围内率先推行以“降低入户门槛、吸引高层次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实施不到一年，郑州市新增入户人口10万人。2003年8月,郑州市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结果一年内，郑州市又新增入户人口15万。
人口的迅速增加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带来的是城市交通的拥挤，其次是教育资源的急剧紧张。
此外，外来人员户口迁入郑州后，符合有关条件即可按规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使社会保障部门压力大增。治安和刑事案件发案数量也在增加，城市治安压力加大。还有人口增加后患病人员增加，给医疗行业带来的压力等问题。
在上述压力之下，郑州市于2004年8月20日发出通知，暂停自2003年8月以来实施的以“投亲靠友”为代表的“户籍新政”。
从郑州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先开后关”可以看到，如果没有配套措施，城市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短期内入户人口的增加，将对城市管理与城市服务施加沉重的压力。
有人会问，现在不也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进城吗？对农民工而言，他们是“经济上进了城，社保还在城外”——在城里挣钱、消费、缴税，却不享受医疗、教育、社保以及城市居民的一些福利。这种制度虽然带有歧视，但客观上对城市既有的医疗、教育、社保系统起到了缓冲作用。一旦户籍迁移真正放开，政策缓冲将会立刻消失，而压力将会随之显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户籍改革的大趋势，一些超级大城市(如北京)的态度极为慎重。实际上，它们在掂量其中潜在的风险和压力，以及自己的管理能力是否能承受冲击。
在经过了多年的农民工进城之后，城市户口制度放开后的压力，并非来自于交通、住房等硬件方面，因为这种压力现在已经有了；也不是来自于就业，因为外来工一方面自谋职业，一方面也在创造就业。最大的挑战将来自与社保和公共服务相关的几个领域：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政府公共服务、政府管理等方面。
以中国如此大量的人口迁移潜力来说，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城市还没有做好准备。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将在户口迁移这一关键环节上表现犹豫，推迟改革的步伐。要最终解决人口迁移压力，恐怕还是要靠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国内各个层次形成大小不同的经济中心城镇，使人口迁移和分布做到相对均衡。
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