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房子挟持的多数人的生活 房价改造中国社会2
城市中心区域的压力将有所缓解，生活居住的空间问题将以时间为代价获得解决
3.广州： 网络型城市空间重构生活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研究过广州与香港房地产发展之比较的人，可能会得出一种认识，即广州是学香港的。如果这种认识有其合理之处的话，恐怕主要是指房地产的发展改变了所在城市的生活结构。香港房地产的真正起步约从1970年代初开始，广州则是在1990年代初才明显起步，而这时香港的小区已经发展出很成熟的模式了。1991年夏天我在香港小住了一阵，看了一些楼盘，每天看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房地产广告，当时很有点感触，心想广州居民何时能住上这样的小区。结果不到10年，这边厢的房地产发展已是嚣嚣然高悬于人们生活追求的目标之上，深刻地改变着城市的生活结构。
从我们小时候起，在印象中广州最豪华的住宅区是环市路的华侨新村，那是广州前房地产时代的小区模式，其社会意义与影响仅仅是凸显出政府的华侨政策以及诱发着人们对于新居住方式的依稀想象。后来，在1980年代出现的东湖新村终于使广州人看到了住宅小区的发展前景。以后就是五羊新城、天河概念、番禺概念，到二沙岛、珠江新城等等，房地产的发展的确是见证了广州经济的发展，见证了广州向大都市建设迈进的历程。有专家认为，从香港、广州的发展经验中可以看到，城市规划与大型小区的建设互动，是带动城市飞速发展的重要杠杆。
从房地产的消费价格来看，有理由说广州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相比有过一段理性、平稳的阶段，曾成为一个颇有另类意味的市场个案。但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楼价急涨已成普遍之势，有关部门的统计分析数据已表明，楼价上升的步伐已大大超过市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许多人估计，目前的房价与2005年上半年相比，其涨幅估计已在30%左右。很明显，近半年来广州房价的涨幅已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轮的非理性房价发展极有可能促使一个新的城市生活结构出现，那就是城市人口发展布局的更快变化与新城区生活结构的出现。广州市颇具雄心的地铁发展规划将在几年内较大幅度地改变人们对于广州区域的概念，主要体现为“东进”、“南拓”两轴和西部、北部两个转移带，一个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城市空间构架势必形成。
问题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恐怕不会像美国洛杉矶那样是一个连接在高速公路上的城镇点，中国的汽车进入家庭的步伐恐怕也很难达到美国人那样的普及程度；或者说，广州的地铁再发达，也可能永远达不到像巴黎那样的水平。因此，网络型城市的生活结构是否可以经得起检验，恐怕现在还很难讲。
于是，狗年前后广州人不顾政府“审慎入市”的苦口婆心的劝告，还是买涨不已，这种心态和行为与其说是非理性的，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最低限度的理性：广州市区这个概念不是可以随意扩大的，适宜居住的生活结构并不能只靠避让中心区域来实现。
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中，
市中心住富人，
穷人向郊区迁移的现象正在发生。
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分区居住的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以不能对这个过程听之任之，
特别是政府
不能刻意来推动这个过程。
人以群分，空间怎么分？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就是自改革以来不断分化、演变、调整的社会结构开始逐步定型化下来，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可能会相对稳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社会结构分化明显且已经定型下来的社会，不同群体或阶层的人如何居住、如何在空间上分布，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居住空间
以我国的情况来看，在1980年代，贫富分化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但那时候不同的群体或收入不同的人们在居住上并没有分开。在普普通通的住宅区当中，暴发户与贫困的邻居毗邻而居。但到19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富人区。
从全国来说，中国的富人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在北京，则主要集中在亚运村、中关村、燕莎附近。郊外的富人区集中在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顺义、机场沿线。广州著名的富人区主要有三个，早期的富人集中在珠江二沙岛，后来的主要集中在天河北，新起的富人很多选择住在番禺。其他的大城市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这些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或者说这是最表面化的“区隔”标志。于是也就有了最近任志强关于穷人富人分区的言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议。
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穷人和富人如何居住，是混居还是分开居住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多少年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了许多试验和研究，但就总的情况来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分区居住无疑是主流的模式，而混合居住更多属于试验或探索的性质。
富人和穷人是分开居住还是混居好，尽管有不同的主张，但判断利弊的标准，除了城市规划和管理之外，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如何才能有利于不同阶层的人，或者说穷人和富人更好地相处，至少要把弊端尽可能地降低。
从这个角度说，混居的方式，即穷人和富人居住在一起的方式，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有利于减轻阶层之间的隔离，有利于分享公共资源，有人还认为这有利于增加穷人的社会资本。但问题也是明显的，首先是穷人和富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混合居住不利于各自需求的满足，同时也会给城市规划和管理带来种种问题。而且，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一起，也容易产生各种矛盾，特别是穷人和富人之间在心理和情绪上的对立。更重要的是，混居的方式往往需要政府直接介入，如果纯粹通过市场获得住房，分开居住就是必然的。这就是穷人区、富人区形成的客观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得居住模式可以有利于不同阶层的共处，至少使不利的因素尽可能降低，就成为人们锲而不舍探索的问题。我们在前年进行的一个研究中，也探索性地提出了一个“大混居、小聚居”的模式。即在一个较大的区域中实现混合居住，而在其中又能体现一定的分区和距离。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条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实行的。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既可以促进阶层间的接触和交往，防止教育、商业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过分不合理分布，也可以使不同阶层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正视我们社会空间格局中存在的问题
说到底，居住模式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是社会中的阶层结构在空间上的分布，所以我们将其称之为社会空间格局。
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逐步形成的城市空间中居住分区的格局，是与城市郊区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以美国为例，在郊区化的最初阶段上，最先搬入郊区的都是富有阶层，紧随着他们的，是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相反，一些大城市的市中心，则开始不断衰落，公共设施陈旧，治安环境恶化，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成为穷人居住的地方，有的甚至成为贫民窟。这样的郊区化过程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汽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大量修建，以及有轨电车线路由市中心向郊区延伸，使得中产阶级和富人得以有条件向郊区迁移。这些人住在郊区，但是仍然在市中心工作，依靠有轨电车进行通勤。
现在看来，这样的居住格局是有其道理在里面的。比如，富人和中产阶层相对宽裕的物质条件使得他们可以承担交通的成本。同时，在这种居住格局中，富人通过“进城”经常看到穷人怎么生活，而穷人很少能看到富人怎么生活，也有利于减轻社会矛盾，即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尽管这不能从实质上改善社会中的贫富差别，但至少可以缓解情绪的对立。
而在我国发生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实际上，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着一种“把穷人赶出市中心”的趋势。经济适用房和拆迁房的修建，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实际上也加剧了这个过程。去年，北京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就曾表示，东、西、北四环路以内和南三环路及其延长线与四环交界以内，将限建经济适用住房项目。也就是说，经济适用房要建到四环甚至五环以外。对此，有人说，这是要把穷人赶出城市中心。在上海的房地产开发中，甚至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设想：内环以内住说英语的，内环和外环之间住说普通话的，外环以外住说上海话的。而市中心“消灭万元以下的住房”这个市场的逻辑，比上述学者的设想更有力地将普通市民赶向郊区。事实上，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中，市中心住富人，穷人向郊区迁移的现象正在发生。
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包括政府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们是住在房子里的，但却要生活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一些没有正式工作或失业下岗的老上海人，由于住在市区，每天卖100个茶叶蛋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因为大城市的闹市区人流量高，有人甚至说，在这样的地区即使是乞丐也能生存下来。但如果搬到郊区，这样的谋生手段也就丧失了。而且，许多普通市民或穷人迁到了郊区，但却要在市区甚至市中心上班，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交通拥堵、市政环境恶化等。而且，由于穷人要经常“进城”，他们可以经常见到富人怎样生活，相反富人很少见到穷人怎样生活，贫富之间情绪对立的加剧就是不可避免的。试想，当普通人甚至穷人夏天挤在蒸笼一样且如蜗牛般爬行的公共汽车中“观赏”车窗外的豪宅时，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想法？
努力消除分区居住的负面效应
当然，这不是说居住方式不会对贫富差距乃至分层结构造成影响。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对于阶层再生产的影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分区居住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能对这个过程听之任之。特别是政府不但不能刻意来推动这个过程，而且需要采取种种措施来抑制或减轻这个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这至少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要向普通居民区包括贫民区(如许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倾斜。这些公共物品包括道路、公共卫生设施、商业和服务业、学校、文化娱乐设施等。现在我国已经在酝酿征收“物业税”或“不动产税”。这个税种一般是地方税。如果这个税种开始征收，不同居住区公共物品提供能力将会出现非常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公共物品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开支，应当更多向非富人区倾斜，以缩小不同居住区在“公共消费”上的差距。
二是政府不能“纯化”居住分区。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以治理脏乱差为名，将一些普通人或穷人赶出所谓高尚社区所在的区域。比如，一些地方设定标准，规定在什么样的地区营业面积达不到多少平方米的饭馆和小食摊不许营业等。表面看来高尚社区是美轮美奂了，但造成的社会后果却是严重的，一些普通民众由此失去谋生机会。
三是要防止富人对自然资源和景观的瓜分。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几家开发商向市政府提交了开发10个别墅项目的计划。这些项目若实施，香山周围数十平方公里内将建成上百万平方米的高档别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1000多亩地，建造了100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18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20亩，标价1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政府要做的是，如何保护这些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公共资源不受富人群体的瓜分和蚕食。可以说，这也是调节阶层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除非卖掉福利房 否则不会再买房——张祥 公务员 福利房业主
我1979年进入广东省劳动保障厅，1986年在解放北路的宿舍分到一套科级房，建筑面积57平米。当时如果不是有公家房住，我也想过要跳槽了。1990年前每个月收入都只有200多块，1991年，有个单位请我去做人事部经理，月薪4000多块，是我当时收入的十几倍，不过那时市区商品房一平米也要五六千块，我算了一下，如果离开单位后自己还是买不起房，所以还是留下了。
1998年福利分房政策一叫停，公务员队伍肯定是很受震动的。坦白说，机关能留得住人的主要吸引力也就是房子了，以前机关工作人员的收入排名都是倒数几位的，虽然现在广东公务员的收入也有增加，但远跟不上房价的涨幅。
要我评价现在的房价，我觉得难以负担。对于我这样已经有福利房的人来说，如果想换更好的房，只能把福利房处理掉，才能解决问题。我个人觉得，房价里头存在些不合理的负担，也打进房价转嫁给消费者。但要说房价要变化到什么程度才合理，我看还是静观其变吧。
一套房就把一生套进去——彭远文 白领 租房客
我现在是租房子，价钱也承担得起，过得还是蛮惬意的，可是买房子还是无可避免的。我想买个七八十平米的房子，基本上一生就套进去了，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的房价太贵了，希望未来房价能降下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非常古怪。不少人分析说房价之所以降不下来，是因为开放得不够，比如自主建房就碰到非常多的挫折。我觉得可以参照一下国外，比如在美国一个中等收入的人六七年就可以买上房子，我们这里无疑太漫长了，按揭动辄就是二三十年。
房价是银行坏账的风向标 ——苗付厂 银行职员
自从出台了住房贷款政策以后，个人住房贷款迅速成为银行的重要业务，很多银行成立了房贷部。直到房地产开发热潮退潮后，才梳理为个人业务部，负责个人房贷、银行卡业务、个人网上银行、国债、保险代理等针对个人的业务。当然，现在个人房贷业务仍然是个人业务部的“大头”项目，像我们支行管理的按揭贷款就有10亿。
房价的涨跌直接影响着银行。在银行看来，房子就是抵押物。房价一升，抵押物价值也上升，变现能力就提高了。打个比方说，房价一涨，抵押者原来手里只值50万的房子现在值80万，你说他还要不要这套房？肯定是继续供才划算，于是银行手里的坏账就变活了。
房价涨跌增强了我的投资意识 ——罗罗 住房投资者
我总共有四套房产，其中，黄浦江畔的住宅以及苏州商铺这两套出租，另外两套自住。两年的房产投资，总体来说还是成功的——我们有稳定的投资收入，也不急着抛售，慢慢等待下一波的房价上涨。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炒房者。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房产投资者。可以说，房价的涨跌之间，我增强了投资意识。它改变了我，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同意一次性付清全款去买房。
不能单纯指责房价过高 ——赵晓 学者
单纯指责房价太高并不见得完全有理。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可能是房价太高，也可能是老百姓收入太低，或两者兼而有之。我和合作者进行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已演化成新的双重二元结构，即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的并列，这种新型二元结构的形态是导致中国房地产发展出现许多问题的深层成因。
南都周刊 [上一页]
3.广州： 网络型城市空间重构生活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研究过广州与香港房地产发展之比较的人，可能会得出一种认识，即广州是学香港的。如果这种认识有其合理之处的话，恐怕主要是指房地产的发展改变了所在城市的生活结构。香港房地产的真正起步约从1970年代初开始，广州则是在1990年代初才明显起步，而这时香港的小区已经发展出很成熟的模式了。1991年夏天我在香港小住了一阵，看了一些楼盘，每天看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房地产广告，当时很有点感触，心想广州居民何时能住上这样的小区。结果不到10年，这边厢的房地产发展已是嚣嚣然高悬于人们生活追求的目标之上，深刻地改变着城市的生活结构。
从房地产的消费价格来看，有理由说广州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相比有过一段理性、平稳的阶段，曾成为一个颇有另类意味的市场个案。但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楼价急涨已成普遍之势，有关部门的统计分析数据已表明，楼价上升的步伐已大大超过市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许多人估计，目前的房价与2005年上半年相比，其涨幅估计已在30%左右。很明显，近半年来广州房价的涨幅已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轮的非理性房价发展极有可能促使一个新的城市生活结构出现，那就是城市人口发展布局的更快变化与新城区生活结构的出现。广州市颇具雄心的地铁发展规划将在几年内较大幅度地改变人们对于广州区域的概念，主要体现为“东进”、“南拓”两轴和西部、北部两个转移带，一个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城市空间构架势必形成。
问题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恐怕不会像美国洛杉矶那样是一个连接在高速公路上的城镇点，中国的汽车进入家庭的步伐恐怕也很难达到美国人那样的普及程度；或者说，广州的地铁再发达，也可能永远达不到像巴黎那样的水平。因此，网络型城市的生活结构是否可以经得起检验，恐怕现在还很难讲。
于是，狗年前后广州人不顾政府“审慎入市”的苦口婆心的劝告，还是买涨不已，这种心态和行为与其说是非理性的，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最低限度的理性：广州市区这个概念不是可以随意扩大的，适宜居住的生活结构并不能只靠避让中心区域来实现。
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中，
市中心住富人，
穷人向郊区迁移的现象正在发生。
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分区居住的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以不能对这个过程听之任之，
特别是政府
不能刻意来推动这个过程。
人以群分，空间怎么分？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就是自改革以来不断分化、演变、调整的社会结构开始逐步定型化下来，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可能会相对稳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社会结构分化明显且已经定型下来的社会，不同群体或阶层的人如何居住、如何在空间上分布，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居住空间
以我国的情况来看，在1980年代，贫富分化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但那时候不同的群体或收入不同的人们在居住上并没有分开。在普普通通的住宅区当中，暴发户与贫困的邻居毗邻而居。但到19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富人区。
从全国来说，中国的富人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在北京，则主要集中在亚运村、中关村、燕莎附近。郊外的富人区集中在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顺义、机场沿线。广州著名的富人区主要有三个，早期的富人集中在珠江二沙岛，后来的主要集中在天河北，新起的富人很多选择住在番禺。其他的大城市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这些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或者说这是最表面化的“区隔”标志。于是也就有了最近任志强关于穷人富人分区的言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议。
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穷人和富人如何居住，是混居还是分开居住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多少年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了许多试验和研究，但就总的情况来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分区居住无疑是主流的模式，而混合居住更多属于试验或探索的性质。
富人和穷人是分开居住还是混居好，尽管有不同的主张，但判断利弊的标准，除了城市规划和管理之外，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如何才能有利于不同阶层的人，或者说穷人和富人更好地相处，至少要把弊端尽可能地降低。
从这个角度说，混居的方式，即穷人和富人居住在一起的方式，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有利于减轻阶层之间的隔离，有利于分享公共资源，有人还认为这有利于增加穷人的社会资本。但问题也是明显的，首先是穷人和富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混合居住不利于各自需求的满足，同时也会给城市规划和管理带来种种问题。而且，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一起，也容易产生各种矛盾，特别是穷人和富人之间在心理和情绪上的对立。更重要的是，混居的方式往往需要政府直接介入，如果纯粹通过市场获得住房，分开居住就是必然的。这就是穷人区、富人区形成的客观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得居住模式可以有利于不同阶层的共处，至少使不利的因素尽可能降低，就成为人们锲而不舍探索的问题。我们在前年进行的一个研究中，也探索性地提出了一个“大混居、小聚居”的模式。即在一个较大的区域中实现混合居住，而在其中又能体现一定的分区和距离。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条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实行的。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既可以促进阶层间的接触和交往，防止教育、商业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过分不合理分布，也可以使不同阶层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正视我们社会空间格局中存在的问题
说到底，居住模式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是社会中的阶层结构在空间上的分布，所以我们将其称之为社会空间格局。
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逐步形成的城市空间中居住分区的格局，是与城市郊区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以美国为例，在郊区化的最初阶段上，最先搬入郊区的都是富有阶层，紧随着他们的，是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相反，一些大城市的市中心，则开始不断衰落，公共设施陈旧，治安环境恶化，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成为穷人居住的地方，有的甚至成为贫民窟。这样的郊区化过程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汽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大量修建，以及有轨电车线路由市中心向郊区延伸，使得中产阶级和富人得以有条件向郊区迁移。这些人住在郊区，但是仍然在市中心工作，依靠有轨电车进行通勤。
现在看来，这样的居住格局是有其道理在里面的。比如，富人和中产阶层相对宽裕的物质条件使得他们可以承担交通的成本。同时，在这种居住格局中，富人通过“进城”经常看到穷人怎么生活，而穷人很少能看到富人怎么生活，也有利于减轻社会矛盾，即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尽管这不能从实质上改善社会中的贫富差别，但至少可以缓解情绪的对立。
而在我国发生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实际上，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着一种“把穷人赶出市中心”的趋势。经济适用房和拆迁房的修建，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实际上也加剧了这个过程。去年，北京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就曾表示，东、西、北四环路以内和南三环路及其延长线与四环交界以内，将限建经济适用住房项目。也就是说，经济适用房要建到四环甚至五环以外。对此，有人说，这是要把穷人赶出城市中心。在上海的房地产开发中，甚至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设想：内环以内住说英语的，内环和外环之间住说普通话的，外环以外住说上海话的。而市中心“消灭万元以下的住房”这个市场的逻辑，比上述学者的设想更有力地将普通市民赶向郊区。事实上，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中，市中心住富人，穷人向郊区迁移的现象正在发生。
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包括政府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们是住在房子里的，但却要生活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一些没有正式工作或失业下岗的老上海人，由于住在市区，每天卖100个茶叶蛋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因为大城市的闹市区人流量高，有人甚至说，在这样的地区即使是乞丐也能生存下来。但如果搬到郊区，这样的谋生手段也就丧失了。而且，许多普通市民或穷人迁到了郊区，但却要在市区甚至市中心上班，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交通拥堵、市政环境恶化等。而且，由于穷人要经常“进城”，他们可以经常见到富人怎样生活，相反富人很少见到穷人怎样生活，贫富之间情绪对立的加剧就是不可避免的。试想，当普通人甚至穷人夏天挤在蒸笼一样且如蜗牛般爬行的公共汽车中“观赏”车窗外的豪宅时，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想法？
努力消除分区居住的负面效应
当然，这不是说居住方式不会对贫富差距乃至分层结构造成影响。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对于阶层再生产的影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分区居住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能对这个过程听之任之。特别是政府不但不能刻意来推动这个过程，而且需要采取种种措施来抑制或减轻这个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这至少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要向普通居民区包括贫民区(如许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倾斜。这些公共物品包括道路、公共卫生设施、商业和服务业、学校、文化娱乐设施等。现在我国已经在酝酿征收“物业税”或“不动产税”。这个税种一般是地方税。如果这个税种开始征收，不同居住区公共物品提供能力将会出现非常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公共物品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开支，应当更多向非富人区倾斜，以缩小不同居住区在“公共消费”上的差距。
二是政府不能“纯化”居住分区。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以治理脏乱差为名，将一些普通人或穷人赶出所谓高尚社区所在的区域。比如，一些地方设定标准，规定在什么样的地区营业面积达不到多少平方米的饭馆和小食摊不许营业等。表面看来高尚社区是美轮美奂了，但造成的社会后果却是严重的，一些普通民众由此失去谋生机会。
三是要防止富人对自然资源和景观的瓜分。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几家开发商向市政府提交了开发10个别墅项目的计划。这些项目若实施，香山周围数十平方公里内将建成上百万平方米的高档别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1000多亩地，建造了100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18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20亩，标价1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政府要做的是，如何保护这些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公共资源不受富人群体的瓜分和蚕食。可以说，这也是调节阶层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除非卖掉福利房 否则不会再买房——张祥 公务员 福利房业主
我1979年进入广东省劳动保障厅，1986年在解放北路的宿舍分到一套科级房，建筑面积57平米。当时如果不是有公家房住，我也想过要跳槽了。1990年前每个月收入都只有200多块，1991年，有个单位请我去做人事部经理，月薪4000多块，是我当时收入的十几倍，不过那时市区商品房一平米也要五六千块，我算了一下，如果离开单位后自己还是买不起房，所以还是留下了。
1998年福利分房政策一叫停，公务员队伍肯定是很受震动的。坦白说，机关能留得住人的主要吸引力也就是房子了，以前机关工作人员的收入排名都是倒数几位的，虽然现在广东公务员的收入也有增加，但远跟不上房价的涨幅。
要我评价现在的房价，我觉得难以负担。对于我这样已经有福利房的人来说，如果想换更好的房，只能把福利房处理掉，才能解决问题。我个人觉得，房价里头存在些不合理的负担，也打进房价转嫁给消费者。但要说房价要变化到什么程度才合理，我看还是静观其变吧。
一套房就把一生套进去——彭远文 白领 租房客
我现在是租房子，价钱也承担得起，过得还是蛮惬意的，可是买房子还是无可避免的。我想买个七八十平米的房子，基本上一生就套进去了，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的房价太贵了，希望未来房价能降下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非常古怪。不少人分析说房价之所以降不下来，是因为开放得不够，比如自主建房就碰到非常多的挫折。我觉得可以参照一下国外，比如在美国一个中等收入的人六七年就可以买上房子，我们这里无疑太漫长了，按揭动辄就是二三十年。
房价是银行坏账的风向标 ——苗付厂 银行职员
自从出台了住房贷款政策以后，个人住房贷款迅速成为银行的重要业务，很多银行成立了房贷部。直到房地产开发热潮退潮后，才梳理为个人业务部，负责个人房贷、银行卡业务、个人网上银行、国债、保险代理等针对个人的业务。当然，现在个人房贷业务仍然是个人业务部的“大头”项目，像我们支行管理的按揭贷款就有10亿。
房价的涨跌直接影响着银行。在银行看来，房子就是抵押物。房价一升，抵押物价值也上升，变现能力就提高了。打个比方说，房价一涨，抵押者原来手里只值50万的房子现在值80万，你说他还要不要这套房？肯定是继续供才划算，于是银行手里的坏账就变活了。
房价涨跌增强了我的投资意识 ——罗罗 住房投资者
我总共有四套房产，其中，黄浦江畔的住宅以及苏州商铺这两套出租，另外两套自住。两年的房产投资，总体来说还是成功的——我们有稳定的投资收入，也不急着抛售，慢慢等待下一波的房价上涨。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炒房者。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房产投资者。可以说，房价的涨跌之间，我增强了投资意识。它改变了我，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同意一次性付清全款去买房。
不能单纯指责房价过高 ——赵晓 学者
单纯指责房价太高并不见得完全有理。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可能是房价太高，也可能是老百姓收入太低，或两者兼而有之。我和合作者进行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已演化成新的双重二元结构，即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的并列，这种新型二元结构的形态是导致中国房地产发展出现许多问题的深层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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