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观察：地方官员与中央唱反调的深层次原因
“敢于拉动房价是负责任的一种做法。”6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名政府官员说，“房地产业现在已成为重要的税源和财政收入来源，为经济增长提供的支持很大。”在“国六条”和“十五条”细则出台后，北京市朝阳区这位官员的表态，委实令人大吃一惊。
难道人们最担心的事情又要重演吗？“国八条”调控之所以未达预期目的，就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抵制。由于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中有着很深的利益联系，调控房市犹如为自己刮骨疗伤，他们既没有这种毅力也没有这种兴趣。北京市朝阳区亦不例外。据6月11日的《经济观察报》报道，奥运相关项目的建设，朝阳区需要筹措资金149.66亿元。但是，朝阳区内创造的400亿元税收，本级财政能拿到的只有84.5亿元。这其中又有一多半要用于改善居民基本生活。缺口怎么办？按照那位官员的思路，只能靠房地产及建筑的税收，倘若房价不上涨，它们就面临资金瓶颈。
这就是说，对于朝阳区而言，它的事权与财权是不对等的，除了从房地产及建筑的税收方面弥补缺口，并没有其他能立竿见影的办法。这正是许多地方政府的现实困境。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以下政府，抵制调控房价的政策将是出于本能。换句话说，他们除了抵制几乎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还得从头说起。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而地方财政所占比例萎缩，财政缺口过大。根源在于，我国的分税制体制停留在中央对省级分税的层次，部分地方延伸到市(州)，而县、乡(镇)两级基本上无税可分。这种制度设计参照了西方国家的做法。问题在于，西方国家多是三级分税，而我国却是五级政府。由于这一瑕疵，便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国家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精精光光。”
在中央财政迅速增加，地方财政收紧的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并不清楚，造成上下级政府间事权相互交叉，混淆不清。由于地方财政缺口大，地方政府不得不长期依赖于中央“税收返还”、“补贴”。但是，我国至今没有为“返还”、“补贴”专门设计出配套的制度，导致各地不得不为了争取上级的“补贴”，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跑关系、搞公关，这不仅加大了资源配置的成本，也增加了不确定性。
财力过于集中于中央，而事权划分不清，地方政府负担过重，他们就容易走“歪门邪道”。因而，必须正视地方政府的现实困境，对目前的分税制进行改革和完善，使地方财力和事权保持或接近一种平衡，只有这样，地方政府才能消除后顾之忧，对中央的每一项政策都严格执行。今年1-4月份，全国的财政收入就超过了1.5万亿元，而中国去年全年的财政收入也才刚刚突破3万亿元大关！这就意味着，现在改革、完善分税制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解决了这一问题，再也不会有哪个地方政府敢轻易对中央的调控政策唱反调了。
上海证券报 珑铭
这就是说，对于朝阳区而言，它的事权与财权是不对等的，除了从房地产及建筑的税收方面弥补缺口，并没有其他能立竿见影的办法。这正是许多地方政府的现实困境。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以下政府，抵制调控房价的政策将是出于本能。换句话说，他们除了抵制几乎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还得从头说起。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而地方财政所占比例萎缩，财政缺口过大。根源在于，我国的分税制体制停留在中央对省级分税的层次，部分地方延伸到市(州)，而县、乡(镇)两级基本上无税可分。这种制度设计参照了西方国家的做法。问题在于，西方国家多是三级分税，而我国却是五级政府。由于这一瑕疵，便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国家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精精光光。”
在中央财政迅速增加，地方财政收紧的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并不清楚，造成上下级政府间事权相互交叉，混淆不清。由于地方财政缺口大，地方政府不得不长期依赖于中央“税收返还”、“补贴”。但是，我国至今没有为“返还”、“补贴”专门设计出配套的制度，导致各地不得不为了争取上级的“补贴”，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跑关系、搞公关，这不仅加大了资源配置的成本，也增加了不确定性。
财力过于集中于中央，而事权划分不清，地方政府负担过重，他们就容易走“歪门邪道”。因而，必须正视地方政府的现实困境，对目前的分税制进行改革和完善，使地方财力和事权保持或接近一种平衡，只有这样，地方政府才能消除后顾之忧，对中央的每一项政策都严格执行。今年1-4月份，全国的财政收入就超过了1.5万亿元，而中国去年全年的财政收入也才刚刚突破3万亿元大关！这就意味着，现在改革、完善分税制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解决了这一问题，再也不会有哪个地方政府敢轻易对中央的调控政策唱反调了。
上海证券报 珑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