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我不是“小燕子”我是“章子怡”（下）
“二道贩子”
任志强不仅来者不善，甚至差点给了在北京城立足未稳的潘石屹致命一击。
2000年2月，潘石屹邀请华远总经理任志强参观了SOHO现代城的样板间。任志强从专业角度询问了许多细节问题，并当面提出了一大堆建议和意见，然后离开了现代城。
两天之后，潘石屹得知任志强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长信，叫作《朋友之间的交流——潘总请我看现代城样板间》。
潘石屹是从前来采访的记者口中知道这封信的。潘石屹大怒：既然是朋友之间的交流，为什么先发给媒体，后发给我？任志强后来解释，是秘书工作失误，并为此炒掉了秘书。
任志强从概念到技术一一批判了现代城，字字锋芒，招招见血：“从概念来讲，SOHO这种物业类型办公不像办公，居住不像居住，属于非牛非马的怪胎，设计上也就是三分的草稿想法；从技术方面，采光、通风、安全、隐私、能源样样有问题。”
任志强的结论是：北京长安街旁边不应该有这种东西，最好马上炸掉！
任志强在信中提到的一个比喻日后成为他们最形象的写照。那就是，华远乃至任志强就像一个勤勤恳恳的“菜农”，只知道辛苦耕作，而缺少和媒体的交流；而潘石屹就像个精明的“二道贩子”，总能把本来是潘石屹看完信后非常紧张，立即回公司召集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开会，对任志强在信中提出的问题逐一咨询研究。
很快潘石屹就给任志强写了一封回信，题目叫《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二道贩子”给“菜农”的回信》。信中除了就任志强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技术方面的答复外，主体却稍做偏离，大谈创新问题。
几天后，潘石屹经过认真权衡，抓紧时间印发了一期客户通讯，将这两封信率先捅向公众。
3月初，《北京青年报》和《财经时报》同时以大版面刊登了这两封信，潘任之争被正式推向社会。现代城的业主也很关注这次争论，有的业主甚至还直接给任志强写信，加入到争论中来。一时间，SOHO又一次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
媒体在报道潘任之争的同时，也加入到对潘石屹的口诛笔伐中来。
4月初《财经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赫然醒目：《SOHO你蒙谁？》。文章认为，SOHO其实并不是时尚，而是设计怪胎，发展商宣传SOHO是在误导市场。
《精品购物指南》也发表文章，指出SOHO现代城是靠一个简单的概念玩活的，而“概念是个唬人的东西，尤其是对接受能力仍处在幼稚时期者来说。”
也有媒体指出，现代城以住宅项目立项，却在市场上卖SOHO写字楼的概念。写字楼的土地出让金价格比住宅高两倍以上，以国贸附近为例，写字楼的土地出让金在2000元每平方米，而住宅的土地出让金是800元左右，潘石屹实际上是“钻了政策的空子”。
潘石屹承受着媒体带来的压力，也享受着媒体带来的甜头。当热热闹闹的讨论结束的时候，SOHO也基本售罄。潘石屹却没闲着，他把这次批判SOHO现代城的重点文章言论都收集起来，集结成书，取名《SOHO现代城批判》。先是作为楼书免费发放，后来被书商看中，成为公开发行的正式出版物。
“但凡楼书都是吹得天花乱坠的，有谁见过批评自己楼盘的么？”一位前SOHO中国的员工说，“潘石屹就拿出来了。”
穷孩子
潘石屹从伦敦度假归来，回到北京的父母家中，打开冰箱，大吃一惊：双门大冰箱里除了一点葱蒜和油盐酱醋之外，没有一点饮料，甚至连牛奶都没有。
几年前潘石屹将父母从甘肃天水接到北京，让父母住在现代城的一套房子里。但他没想到，他能够改变父母的生活环境，却改变不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说起童年，潘石屹的记忆中只有一个“穷”字。“但这也养成了我强大的生存能力。”潘石屹说，“那时候只要给我一盒火柴，就算把我扔到山上我都饿不死，什么植物能吃，什么植物有毒，这些我从7、8岁就都懂了。
在村里上完初中，班上13个人中有5个去公社里上高中的名额。潘石屹是成绩最好的一个，却没能拿到一个名额——因为父亲是右派，爷爷当年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军官，潘石屹的家庭成分实在是糟糕的不能再糟糕了。
父亲认为潘石屹一定要去读高中，如果读不了高中，就送给老红军家作儿子。母亲却不同意，因为两个妹妹已经送给人家了，这么个儿子怎么也不舍得送给别人。
潘石屹哭着走了十几里路，找到了在公社里教书的叔叔。叔叔把潘石屹带到社办中学校长家，坐到炕上就开始聊天。潘石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们聊了什么我一点没听懂，”但走的时候，叔叔把一包“恒大”牌香烟丢在了炕上，出了校长家的大门后，叔叔说，“你上学的事儿成了。”
1979年，在公社里读完高中的潘石屹考取了兰州市的培黎学校。两年后，潘石屹从培黎学校毕业，并以的优异成绩被石油部管道学院。1984年，潘石屹毕业后被分配到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
当时潘石屹每个月就已经能拿到101元工资，比平反后的父亲工资还高。这个单位不仅工资高，福利也好，“不是分大米就是发苹果。”
对数字天生敏感的潘石屹很快博得了领导的赏识，被确定为“第三梯队”，并被送出去进修。
但潘石屹对机关生活并不满意。“整个管道局里，除了输油调度处每天在做事外，别的部门全都无所事事，只会给人添麻烦，包括我自己。”
第二年，单位新分来一个女大学生，潘石屹陪着她去仓库领桌子和椅子。女大学生挑了半个小时还没选好，潘石屹忍不住催她快点，谁知对方却语重心长地教育他：“小潘，这桌子和椅子都要陪我一辈子的啊。”
潘石屹仿佛被当头棒喝。回到办公室里，发现一群50、60岁的老同志正坐在自己的桌子旁，似乎真的坐了一辈子。“难道我也要这么坐一辈子么？”潘石屹想，人生难道就这样了么？
1988年，潘石屹递交了停薪留职报告。局里不批，潘石屹就挂冠而去，遂被除名。这是潘石屹档案中唯一的一份红头文件。
逃离险境
2006年5月29日，九部委在联合颁发“国六条”实施细则中明确提出“90平方+70%”的房产新政，即“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
此举让一向钟情大户型的房地产开发商叫苦连天，潘石屹却暗暗欣喜逃过一劫。“SOHO中国从去年起就全面放弃住宅开发，现在我们手上没有一平方米的住宅项目。”
有人怀疑潘石屹是不是有“内部消息”，才会在政策出台前成功脱出住宅市场。“内部消息？”在7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潘石屹笑言，“去年我们准备放弃住宅开发的时候，连部长都还不知道会有这个政策呢。”
潘石屹自称退出住宅市场的理由只是依据一个“常识”：租金回报率。
“北京的房价虽然一路攀升，但住宅的租金回报率近5年来却在下降。从房地产市场来看，销售价格并不重要，因为有可能会有泡沫和水分。但租金的回报率却是相对真实的需求。”
十多年前，潘石屹也是凭着一个“常识”放弃了海南岛，在海南房地产泡沫来临前夜成功脱身。
1990年，下海后的潘石屹同冯仑、王功权等人在海南岛成立了万通的前身———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加入到炒房大军中。
没有炒房的资金，潘石屹们找到了北京的一家集团公司，以20%的利息贷到了500万元，说好了利润五五分成，还要由北京这家公司派一个人监管资金使用情况。
那时候海南的房地产正发展的如火如荼，“楼上签个合同把房子买进来，到楼下签个合同就能把房子卖出去了。”潘石屹如此形容当年“挣钱太容易”。
有一天，潘石屹想要了解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土地资格证是否齐全，就找到海口市规划局一位负责管理资料的工作人员。结果人家不愿意把这些数据提供给他，潘石屹想了想，下楼买了5斤桔子和一条三五烟，放在这位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于是所有的数据资料都随便他查。
看完了自己要了解的楼盘情况，潘石屹又顺带看了一下海口市当时的人均住房报建面积：50多平方米。当时的北京人均住房面积不过才7个平方。
这个数据让潘石屹惊出一身冷汗。“以海南当时的经济状况哪里能消费得了这么多面积？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海南的房地产要出事了。”
潘石屹与冯仑等人一商量，决定离开海南岛，移师北京。
南方周末 [上一页]
任志强不仅来者不善，甚至差点给了在北京城立足未稳的潘石屹致命一击。
2000年2月，潘石屹邀请华远总经理任志强参观了SOHO现代城的样板间。任志强从专业角度询问了许多细节问题，并当面提出了一大堆建议和意见，然后离开了现代城。
潘石屹是从前来采访的记者口中知道这封信的。潘石屹大怒：既然是朋友之间的交流，为什么先发给媒体，后发给我？任志强后来解释，是秘书工作失误，并为此炒掉了秘书。
任志强从概念到技术一一批判了现代城，字字锋芒，招招见血：“从概念来讲，SOHO这种物业类型办公不像办公，居住不像居住，属于非牛非马的怪胎，设计上也就是三分的草稿想法；从技术方面，采光、通风、安全、隐私、能源样样有问题。”
任志强的结论是：北京长安街旁边不应该有这种东西，最好马上炸掉！
任志强在信中提到的一个比喻日后成为他们最形象的写照。那就是，华远乃至任志强就像一个勤勤恳恳的“菜农”，只知道辛苦耕作，而缺少和媒体的交流；而潘石屹就像个精明的“二道贩子”，总能把本来是潘石屹看完信后非常紧张，立即回公司召集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开会，对任志强在信中提出的问题逐一咨询研究。
很快潘石屹就给任志强写了一封回信，题目叫《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二道贩子”给“菜农”的回信》。信中除了就任志强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技术方面的答复外，主体却稍做偏离，大谈创新问题。
几天后，潘石屹经过认真权衡，抓紧时间印发了一期客户通讯，将这两封信率先捅向公众。
3月初，《北京青年报》和《财经时报》同时以大版面刊登了这两封信，潘任之争被正式推向社会。现代城的业主也很关注这次争论，有的业主甚至还直接给任志强写信，加入到争论中来。一时间，SOHO又一次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
媒体在报道潘任之争的同时，也加入到对潘石屹的口诛笔伐中来。
4月初《财经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赫然醒目：《SOHO你蒙谁？》。文章认为，SOHO其实并不是时尚，而是设计怪胎，发展商宣传SOHO是在误导市场。
《精品购物指南》也发表文章，指出SOHO现代城是靠一个简单的概念玩活的，而“概念是个唬人的东西，尤其是对接受能力仍处在幼稚时期者来说。”
也有媒体指出，现代城以住宅项目立项，却在市场上卖SOHO写字楼的概念。写字楼的土地出让金价格比住宅高两倍以上，以国贸附近为例，写字楼的土地出让金在2000元每平方米，而住宅的土地出让金是800元左右，潘石屹实际上是“钻了政策的空子”。
潘石屹承受着媒体带来的压力，也享受着媒体带来的甜头。当热热闹闹的讨论结束的时候，SOHO也基本售罄。潘石屹却没闲着，他把这次批判SOHO现代城的重点文章言论都收集起来，集结成书，取名《SOHO现代城批判》。先是作为楼书免费发放，后来被书商看中，成为公开发行的正式出版物。
“但凡楼书都是吹得天花乱坠的，有谁见过批评自己楼盘的么？”一位前SOHO中国的员工说，“潘石屹就拿出来了。”
穷孩子
潘石屹从伦敦度假归来，回到北京的父母家中，打开冰箱，大吃一惊：双门大冰箱里除了一点葱蒜和油盐酱醋之外，没有一点饮料，甚至连牛奶都没有。
几年前潘石屹将父母从甘肃天水接到北京，让父母住在现代城的一套房子里。但他没想到，他能够改变父母的生活环境，却改变不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说起童年，潘石屹的记忆中只有一个“穷”字。“但这也养成了我强大的生存能力。”潘石屹说，“那时候只要给我一盒火柴，就算把我扔到山上我都饿不死，什么植物能吃，什么植物有毒，这些我从7、8岁就都懂了。
在村里上完初中，班上13个人中有5个去公社里上高中的名额。潘石屹是成绩最好的一个，却没能拿到一个名额——因为父亲是右派，爷爷当年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军官，潘石屹的家庭成分实在是糟糕的不能再糟糕了。
父亲认为潘石屹一定要去读高中，如果读不了高中，就送给老红军家作儿子。母亲却不同意，因为两个妹妹已经送给人家了，这么个儿子怎么也不舍得送给别人。
潘石屹哭着走了十几里路，找到了在公社里教书的叔叔。叔叔把潘石屹带到社办中学校长家，坐到炕上就开始聊天。潘石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们聊了什么我一点没听懂，”但走的时候，叔叔把一包“恒大”牌香烟丢在了炕上，出了校长家的大门后，叔叔说，“你上学的事儿成了。”
1979年，在公社里读完高中的潘石屹考取了兰州市的培黎学校。两年后，潘石屹从培黎学校毕业，并以的优异成绩被石油部管道学院。1984年，潘石屹毕业后被分配到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
当时潘石屹每个月就已经能拿到101元工资，比平反后的父亲工资还高。这个单位不仅工资高，福利也好，“不是分大米就是发苹果。”
对数字天生敏感的潘石屹很快博得了领导的赏识，被确定为“第三梯队”，并被送出去进修。
但潘石屹对机关生活并不满意。“整个管道局里，除了输油调度处每天在做事外，别的部门全都无所事事，只会给人添麻烦，包括我自己。”
第二年，单位新分来一个女大学生，潘石屹陪着她去仓库领桌子和椅子。女大学生挑了半个小时还没选好，潘石屹忍不住催她快点，谁知对方却语重心长地教育他：“小潘，这桌子和椅子都要陪我一辈子的啊。”
潘石屹仿佛被当头棒喝。回到办公室里，发现一群50、60岁的老同志正坐在自己的桌子旁，似乎真的坐了一辈子。“难道我也要这么坐一辈子么？”潘石屹想，人生难道就这样了么？
1988年，潘石屹递交了停薪留职报告。局里不批，潘石屹就挂冠而去，遂被除名。这是潘石屹档案中唯一的一份红头文件。
逃离险境
2006年5月29日，九部委在联合颁发“国六条”实施细则中明确提出“90平方+70%”的房产新政，即“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
此举让一向钟情大户型的房地产开发商叫苦连天，潘石屹却暗暗欣喜逃过一劫。“SOHO中国从去年起就全面放弃住宅开发，现在我们手上没有一平方米的住宅项目。”
有人怀疑潘石屹是不是有“内部消息”，才会在政策出台前成功脱出住宅市场。“内部消息？”在7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潘石屹笑言，“去年我们准备放弃住宅开发的时候，连部长都还不知道会有这个政策呢。”
潘石屹自称退出住宅市场的理由只是依据一个“常识”：租金回报率。
“北京的房价虽然一路攀升，但住宅的租金回报率近5年来却在下降。从房地产市场来看，销售价格并不重要，因为有可能会有泡沫和水分。但租金的回报率却是相对真实的需求。”
十多年前，潘石屹也是凭着一个“常识”放弃了海南岛，在海南房地产泡沫来临前夜成功脱身。
1990年，下海后的潘石屹同冯仑、王功权等人在海南岛成立了万通的前身———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加入到炒房大军中。
没有炒房的资金，潘石屹们找到了北京的一家集团公司，以20%的利息贷到了500万元，说好了利润五五分成，还要由北京这家公司派一个人监管资金使用情况。
那时候海南的房地产正发展的如火如荼，“楼上签个合同把房子买进来，到楼下签个合同就能把房子卖出去了。”潘石屹如此形容当年“挣钱太容易”。
有一天，潘石屹想要了解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土地资格证是否齐全，就找到海口市规划局一位负责管理资料的工作人员。结果人家不愿意把这些数据提供给他，潘石屹想了想，下楼买了5斤桔子和一条三五烟，放在这位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于是所有的数据资料都随便他查。
看完了自己要了解的楼盘情况，潘石屹又顺带看了一下海口市当时的人均住房报建面积：50多平方米。当时的北京人均住房面积不过才7个平方。
这个数据让潘石屹惊出一身冷汗。“以海南当时的经济状况哪里能消费得了这么多面积？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海南的房地产要出事了。”
潘石屹与冯仑等人一商量，决定离开海南岛，移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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