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称中国发展被低估 中国人无需担心房价
被低估的中国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专访
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自动或被动地变成机会主义者。
他们时刻都在寻找各种机会希望过上“财富生活”
未来学家，这个名头听起来似乎挺玄，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神婆、巫师、预言家、占卜师等等神秘莫测的角色。
但见到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之后，这种联想便会一下子粉碎。这个在全球与阿尔文·托夫勒齐名的美国未来学家，也是拥有30多年实战经验的管理专家。在他过去的经历中，曾于1963年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教育部助理部长，曾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离开白宫后，他又成为IBM和KODAK公司的高级主管，并在39岁时创办自己的预测公司。
事实上，在20多年前由他撰写的全球畅销1400万册的《大趋势》中，奈斯比特确实成功预见了网络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概念，并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
2006年酷热的夏天里，约翰·奈斯比特偕同妻子访问上海期间，在波特曼酒店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独家专访。
中国的发展逐渐引起了西方的注意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几年前你曾与江泽民主席有过一次关于中国的严肃讨论，你们谈了些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我和他大约谈了两个小时，前一半时间我们交流了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后一半的时间是关于我们个人的，因为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都是在农村长大的，虽然一个是东方人，一个是西方人，但还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可以聊。事实上我们的确谈得很愉快。不过在前一半的时间里，江主席最关心的是中国那时候最重要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对他说，我的想法可能很个人化，但他一直在追问我，让我不用顾虑尽管说。
我当时的看法是，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在那个阶段时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如何在体制改革变得更有效率的同时让尽量少的人下岗。因为就我一个外国人看来，已经有很多人在这场改革中失去了工作，我担心这会引发相当大的社会动荡。中国必须要在追求效率和导致失业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良好的平衡。另一个问题我说得十分直接，就是认为当时的台湾问题在国际上被夸大了，其实它只是一个小地方，尤其是在经济上。中国是个大地方，不需要太过担心这个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发展现在处于一种超常规的状态，你觉得这种状态和几年前你认为的还一样吗？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
约翰·奈斯比特：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这种发展逐渐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到了现在，中国的发展的确是令西方世界难以置信的---每年的增长都有11%左右，这在西方一部分人看来是一种莫大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国会很快取代美国或欧洲的位置。我却认为不会，他们的看法太荒谬了。因为美国和欧洲的发展也不会停止。目前中国的GDP差不多是2万亿美元，可美国是13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七到八倍，而美国的增长速度每年也有4%，所以中国在短时间内赶上他们还是不太可能的，如果非要计算的话，中国至少需要三四十年才能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但前提也要是哪天美国的发展停止不前了。所以西方国家不必希望中国的发展减缓下来，中国也不必认为自己因为某些方面的原因把发展的速度降下来。
快速的发展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不是问题，他们是喜欢的。但反过来，我就要说到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发展目前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城市和农村发展的不均衡，中国的很多地方还很贫穷，社会需要财富的均衡。我想中国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路上。很多国家都说，政府应该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的秘诀不是让政府来左右财富的分配，而是让人民自己来解决，政府需要给人民创造财富的自由，给人们一个健康的环境，让人们自由地用自己的智慧创立公司、提供服务、获得财富，然后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走开。
《瞭望东方周刊》：单纯就中国这场改革而言，你认为作为普通中国人，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会相对来说获益更多？
约翰·奈斯比特：我记得那时候江主席跟我说，现在中国的策略是抓大放小，专注于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放松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当时我就想，如果是我，我就会去做那个小的。所以，我近年来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留心。大家都可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出现了很多白手起家的民营富翁。从数据上来看，去年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值已经超过国有企业，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很深厚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我个人感觉，这也是中国一个非常奇特有趣的现象。
中国未来50年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未来学家，你认为中国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未来50年中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中国在未来会在什么方面影响全球，而全球又会在哪些方面完全改造中国？中国在未来50年中最需要去避免的问题是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看到中国有一个大计划，中国的领导人在不断出访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亚洲、非洲、拉美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包括欧洲、北美的发达国家。
为什么呢？中国一直以来太孤独了，他们需要重新和世界建立联系，这是一个很好的地缘政治战略。我觉得，中国并不是在着急想改变世界，而是和世界取得联络，希望获得世界的理解和尊重。尽管中国的发展让世界上很多人很紧张，但是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比较谁是世界第一经济体的说法已经是昨天过时的事情了。
在我的一本新书里我提出了一个看法，就是经济全球化把经济上国家的概念变成了行业的概念，比如汽车行业、钢铁行业、石油行业、IT行业、制造行业，国家的经济行为变得全球化，让GDP没有国别的差异。就好比在美国，我们从来不说什么美国的经济，德国的经济，因为他们的经济和世界上太多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而GDP只是一个概念。比如世界最大的钢铁企业米塔尔在印度，它占了世界钢铁产量的10%，是世界第二大的钢铁企业的三倍，但是它没在印度生产一吨钢铁，都是在国外，它的总部在伦敦，它的产值也是国外的GDP。所以在未来几十年中，经济上的国界分别会越来越模糊，经济上的全球化让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更加相互依赖，而作为一种补偿，各个国家的文化应该更加本土化。在这点上，我感觉中国还做得并不够。
《瞭望东方周刊》：根据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的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这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约翰·奈斯比特：我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自动或被动地变成机会主义者。他们时刻都在寻找各种机会希望过上“财富生活”。
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我每年来上海的时候都住这里，酒店旁边一条街上有一个卖饮料、糖果的小摊，做生意的是一对夫妻，他们平时给周围建筑工地里的民工卖吃的。我和妻子路过会经常和他们打招呼。有一次我经过的时候，看到只有丈夫在，我就让随行的人问他，他的妻子去哪里了，他说他妻子也在这条街上，不远的地方又开了一个摊子。你看，连这样一对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普通小夫妻都知道要开分店来增加经营利润了。
从这一件小事，就知道中国人现在是多么努力地寻找各种机会，而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环境也给人们提供了尝试各种机会的条件，这从一定角度来说，是个很好的事情，虽然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看，似乎对机会主义者并没什么好感，但凡事总有好坏两面，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会对中国的发展很有帮助，对此我的态度是很兴奋，也非常乐观。
还有，我的助手告诉我现在中国人最关心的是房价问题，但我认为这不必太过担心，因为房价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也是其社会形态还不稳定的缩影，随着中国政府和经济的成熟，它必然逐渐趋于稳定，给他们一点时间。
教育才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说过，在21世纪，第一重点不是经济，而是教育。
教育才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这对所有国家都一样。工业、制造业都越来越依赖信息和技术，所以，教育对经济来说是最重要的。引进人才将会是未来世界经济最重要的方式，从现在的体育发展就看得出来。西班牙的皇马俱乐部是世界最好的足球俱乐部之一，但他们来自西班牙本土的球员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多数是引进国外的人才，这种模式以后会拓展到IT等许多行业。所以，我觉得现在印度软件业的位置就很危险，因为越南正在逐步赶超上来。以后个人的能力将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姚明是中国人才的一个样板，他已经成为世界年轻人的偶像，还有刘翔。我认为，中国在控制全球经济之前，将很快控制世界的体育。我们不怀疑中国将在2008年奥运会上获得很多很多金牌。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科学已经非常发达，甚至可以做到复制人。这些技术的产生对宗教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冲击。技术越发达，人却会发现自身越迷茫。你觉得在未来这种现象会更严重还是自动地被缓解？
约翰·奈斯比特：我倒是没想过这个问题，科技会改变人们的自我意识，但我想所有的技术都是超前的，它必将在某些方面改变社会，社会必须去适应它。火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一项技术，它改变了人类社会，人类也适应了它。但现在的问题是技术的发展太快了，人们甚至无暇去思考它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美国人没想过，中国人也没想过。这可能是存在世界危机的一个方面。人类跌跌撞撞走完了20世纪，对未来却似乎是更加茫然。但很多年前，达尔文向我们表明自然界在生存方面的自我构建是非常杰出的，这是一种模式。生物是这样的，国家、经济和社会也是如此，它们都会有自我纠正或纠错的能力。
瞭望东方周刊 孙轶玮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专访
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自动或被动地变成机会主义者。
他们时刻都在寻找各种机会希望过上“财富生活”
但见到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之后，这种联想便会一下子粉碎。这个在全球与阿尔文·托夫勒齐名的美国未来学家，也是拥有30多年实战经验的管理专家。在他过去的经历中，曾于1963年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教育部助理部长，曾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离开白宫后，他又成为IBM和KODAK公司的高级主管，并在39岁时创办自己的预测公司。
事实上，在20多年前由他撰写的全球畅销1400万册的《大趋势》中，奈斯比特确实成功预见了网络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概念，并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
2006年酷热的夏天里，约翰·奈斯比特偕同妻子访问上海期间，在波特曼酒店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独家专访。
中国的发展逐渐引起了西方的注意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几年前你曾与江泽民主席有过一次关于中国的严肃讨论，你们谈了些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我和他大约谈了两个小时，前一半时间我们交流了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后一半的时间是关于我们个人的，因为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都是在农村长大的，虽然一个是东方人，一个是西方人，但还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可以聊。事实上我们的确谈得很愉快。不过在前一半的时间里，江主席最关心的是中国那时候最重要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对他说，我的想法可能很个人化，但他一直在追问我，让我不用顾虑尽管说。
我当时的看法是，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在那个阶段时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如何在体制改革变得更有效率的同时让尽量少的人下岗。因为就我一个外国人看来，已经有很多人在这场改革中失去了工作，我担心这会引发相当大的社会动荡。中国必须要在追求效率和导致失业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良好的平衡。另一个问题我说得十分直接，就是认为当时的台湾问题在国际上被夸大了，其实它只是一个小地方，尤其是在经济上。中国是个大地方，不需要太过担心这个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发展现在处于一种超常规的状态，你觉得这种状态和几年前你认为的还一样吗？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
约翰·奈斯比特：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这种发展逐渐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到了现在，中国的发展的确是令西方世界难以置信的---每年的增长都有11%左右，这在西方一部分人看来是一种莫大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国会很快取代美国或欧洲的位置。我却认为不会，他们的看法太荒谬了。因为美国和欧洲的发展也不会停止。目前中国的GDP差不多是2万亿美元，可美国是13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七到八倍，而美国的增长速度每年也有4%，所以中国在短时间内赶上他们还是不太可能的，如果非要计算的话，中国至少需要三四十年才能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但前提也要是哪天美国的发展停止不前了。所以西方国家不必希望中国的发展减缓下来，中国也不必认为自己因为某些方面的原因把发展的速度降下来。
快速的发展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不是问题，他们是喜欢的。但反过来，我就要说到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发展目前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城市和农村发展的不均衡，中国的很多地方还很贫穷，社会需要财富的均衡。我想中国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路上。很多国家都说，政府应该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的秘诀不是让政府来左右财富的分配，而是让人民自己来解决，政府需要给人民创造财富的自由，给人们一个健康的环境，让人们自由地用自己的智慧创立公司、提供服务、获得财富，然后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走开。
《瞭望东方周刊》：单纯就中国这场改革而言，你认为作为普通中国人，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会相对来说获益更多？
约翰·奈斯比特：我记得那时候江主席跟我说，现在中国的策略是抓大放小，专注于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放松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当时我就想，如果是我，我就会去做那个小的。所以，我近年来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留心。大家都可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出现了很多白手起家的民营富翁。从数据上来看，去年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值已经超过国有企业，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很深厚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我个人感觉，这也是中国一个非常奇特有趣的现象。
中国未来50年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未来学家，你认为中国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未来50年中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中国在未来会在什么方面影响全球，而全球又会在哪些方面完全改造中国？中国在未来50年中最需要去避免的问题是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看到中国有一个大计划，中国的领导人在不断出访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亚洲、非洲、拉美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包括欧洲、北美的发达国家。
为什么呢？中国一直以来太孤独了，他们需要重新和世界建立联系，这是一个很好的地缘政治战略。我觉得，中国并不是在着急想改变世界，而是和世界取得联络，希望获得世界的理解和尊重。尽管中国的发展让世界上很多人很紧张，但是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比较谁是世界第一经济体的说法已经是昨天过时的事情了。
在我的一本新书里我提出了一个看法，就是经济全球化把经济上国家的概念变成了行业的概念，比如汽车行业、钢铁行业、石油行业、IT行业、制造行业，国家的经济行为变得全球化，让GDP没有国别的差异。就好比在美国，我们从来不说什么美国的经济，德国的经济，因为他们的经济和世界上太多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而GDP只是一个概念。比如世界最大的钢铁企业米塔尔在印度，它占了世界钢铁产量的10%，是世界第二大的钢铁企业的三倍，但是它没在印度生产一吨钢铁，都是在国外，它的总部在伦敦，它的产值也是国外的GDP。所以在未来几十年中，经济上的国界分别会越来越模糊，经济上的全球化让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更加相互依赖，而作为一种补偿，各个国家的文化应该更加本土化。在这点上，我感觉中国还做得并不够。
《瞭望东方周刊》：根据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的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这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约翰·奈斯比特：我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自动或被动地变成机会主义者。他们时刻都在寻找各种机会希望过上“财富生活”。
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我每年来上海的时候都住这里，酒店旁边一条街上有一个卖饮料、糖果的小摊，做生意的是一对夫妻，他们平时给周围建筑工地里的民工卖吃的。我和妻子路过会经常和他们打招呼。有一次我经过的时候，看到只有丈夫在，我就让随行的人问他，他的妻子去哪里了，他说他妻子也在这条街上，不远的地方又开了一个摊子。你看，连这样一对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普通小夫妻都知道要开分店来增加经营利润了。
从这一件小事，就知道中国人现在是多么努力地寻找各种机会，而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环境也给人们提供了尝试各种机会的条件，这从一定角度来说，是个很好的事情，虽然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看，似乎对机会主义者并没什么好感，但凡事总有好坏两面，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会对中国的发展很有帮助，对此我的态度是很兴奋，也非常乐观。
还有，我的助手告诉我现在中国人最关心的是房价问题，但我认为这不必太过担心，因为房价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也是其社会形态还不稳定的缩影，随着中国政府和经济的成熟，它必然逐渐趋于稳定，给他们一点时间。
教育才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说过，在21世纪，第一重点不是经济，而是教育。
教育才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这对所有国家都一样。工业、制造业都越来越依赖信息和技术，所以，教育对经济来说是最重要的。引进人才将会是未来世界经济最重要的方式，从现在的体育发展就看得出来。西班牙的皇马俱乐部是世界最好的足球俱乐部之一，但他们来自西班牙本土的球员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多数是引进国外的人才，这种模式以后会拓展到IT等许多行业。所以，我觉得现在印度软件业的位置就很危险，因为越南正在逐步赶超上来。以后个人的能力将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姚明是中国人才的一个样板，他已经成为世界年轻人的偶像，还有刘翔。我认为，中国在控制全球经济之前，将很快控制世界的体育。我们不怀疑中国将在2008年奥运会上获得很多很多金牌。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科学已经非常发达，甚至可以做到复制人。这些技术的产生对宗教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冲击。技术越发达，人却会发现自身越迷茫。你觉得在未来这种现象会更严重还是自动地被缓解？
约翰·奈斯比特：我倒是没想过这个问题，科技会改变人们的自我意识，但我想所有的技术都是超前的，它必将在某些方面改变社会，社会必须去适应它。火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一项技术，它改变了人类社会，人类也适应了它。但现在的问题是技术的发展太快了，人们甚至无暇去思考它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美国人没想过，中国人也没想过。这可能是存在世界危机的一个方面。人类跌跌撞撞走完了20世纪，对未来却似乎是更加茫然。但很多年前，达尔文向我们表明自然界在生存方面的自我构建是非常杰出的，这是一种模式。生物是这样的，国家、经济和社会也是如此，它们都会有自我纠正或纠错的能力。
瞭望东方周刊 孙轶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