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战士”的倒下？易宪容现象超出学术争论本身
3月底，易宪容把他10年来的学术成果在博客上贴出。这显然是他在辞职之后针对各种议论而作出的“反击”。更早些的时候，他辞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一职。
在房地产界，易宪容与任志强被认为是两个最敢说话的人，且气势张扬。
易宪容自称是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大骂开发商暴利，哄抬房价。他曾预言，“北京房价要跌三成，上海要跌一半”，“房地产商都怕我”，时出惊人之语。
地产商人任志强则直言不讳：我们就是应该暴利，就是应该盖高档房。
他们的身后都背负着不同程度的骂名，甚至还有人说他们俩是“一伙的”。
有人称赞易宪容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的道德与良知，也有人指责他是“不务正业”，欺世盗名，没经过调研就胡说八道的“空空先生”，更有人嘲笑他是“穷苦孩子出身”。而任志强，则在网友们评选出来的“全国人民最想打的10人”中，名列第三。
辞职不久，易宪容对于有关他的各种负面评价，努力表现出不屑：“他们都是胡说八道。”
不要惹我
易宪容辞去先前担任的“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一职，究竟是何种原因，他拒绝解释。
本报记者致电他在中国社科院的同事，多数回答“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网站对易宪容辞职给出的理由是：因无暇顾及研究室的相关工作，并为了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提出辞去担任的金融室主任一职。所长办公会议已批准他的辞呈。
社科院金融所办公室主任赵培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媒体可能对社科院内部工作程序不太理解，把‘辞去行政职务’误解为是‘辞职’。”
但是易宪容的辞职引起了房产商们正面回应。在针对易宪容的评论中，最让他反感的：其一质疑他的学术人格，其二嘲弄他的出身。因为有人把他封为“地产平民代言人”，这又给反对者们留下口实，认为正因为易宪容出身贫寒，所以才喜欢这个封号。
“谁说我是穷孩子出身？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真正苦孩子出身的人，才不会站在穷苦人的一边呢。说实话，我在中国房地产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买了房子，衣食无忧。”易宪容脸有愠色。
易宪容的家乡在江西省上高县，他们家族拥有的房子和院落都很大，足有七八口天井。其祖父、父亲都是老革命。易宪容说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五个兄弟姊妹都很争气。三兄弟都上了大学，易宪容1982年进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最后取得硕士学位。读大学前，他只上过五年的小学。上大学前从事过会计、无线电修理、化工等职业。因为常看《毛泽东选集》，高考政治得了88分，英语最差，只考了19分。
大学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不怎么喜欢社交，成天背着一个很大的帆布书包，里面装着很多书，每天都是六点钟起床，然后到水房打水，做体操，买饭，吃完饭就背着书包去教室，在图书馆门口长长的队伍里，他每次都是第一个。
1994年，易宪容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贸易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又应张五常之邀，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进行合作研究。这一年，他在香港《信报》开辟了一个专栏，开始为媒体写文章。
2001年，从香港回来，易宪容选择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因为这份工作的“自由度比较高”。
“我当时从香港回来，经济条件很好，已经过得很舒服了，我需要去跟他们争什么东西吗？”易宪容说自己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前提是，“不要惹我”——他反复强调自己的“不争”，而这个“不争”是因为他良好的“经济后盾”。
“媒体学者”与“江湖郎中”
易宪容的寓所位于北京西郊某公寓，这是一个200平米三层复式小楼。在北京六里桥，他还有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
易宪容径直把记者带到了二楼的书房，这是他办公和接待客人的地方。
在递给本报记者的名片上，易宪容已用圆珠笔划掉了“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头衔，保留了名字旁边的“博士，研究员”称谓。
他藏书25柜，“总共有好几万册”，除一楼是吃饭的地方外，二、三楼基本上全是书，有访客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你这里可同时供十几个人彼此不打扰地读书。”
易宪容说他只要到国外出差，最大的事情就是买书。他甩了甩放在沙发上那件青色的夹克说：“我的很多衣服都很破旧，但无所谓。”谈到书，他表现出读书人的天真和得意，“你来看看，这些都是我的书。”
“这本你看多少钱，112美金一本，这个是港币五百多，这本是四百多英镑，我还用吹牛皮吗？他们那些人说我不学无术，我写那么多文章，不看书，能写出好东西吗？”
在众多的批评者中，房地产“学院派”认为他只是一个成天在媒体面前夸夸其谈、浅薄浮躁的“媒体学者”和“江湖郎中”，而“实验派”则认为他是没有经过仔细调研就胡说八道的学者。对于这样的指责，易宪容不服气。
“你看到没有，这套书几百块一本，我敢说没几个学者家里的书有我多。说实话，除了那些老先生，在同龄的学者当中，没几个人有我读的书多。”他说。
虽然辞去了主任一职，易宪容还是保持每周去一趟单位的习惯，平日里能不去则不去，“呆在家里多舒服啊”。 [下一页]
南方周末 易宪容
在房地产界，易宪容与任志强被认为是两个最敢说话的人，且气势张扬。
易宪容自称是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大骂开发商暴利，哄抬房价。他曾预言，“北京房价要跌三成，上海要跌一半”，“房地产商都怕我”，时出惊人之语。
地产商人任志强则直言不讳：我们就是应该暴利，就是应该盖高档房。
他们的身后都背负着不同程度的骂名，甚至还有人说他们俩是“一伙的”。
有人称赞易宪容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的道德与良知，也有人指责他是“不务正业”，欺世盗名，没经过调研就胡说八道的“空空先生”，更有人嘲笑他是“穷苦孩子出身”。而任志强，则在网友们评选出来的“全国人民最想打的10人”中，名列第三。
辞职不久，易宪容对于有关他的各种负面评价，努力表现出不屑：“他们都是胡说八道。”
不要惹我
易宪容辞去先前担任的“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一职，究竟是何种原因，他拒绝解释。
本报记者致电他在中国社科院的同事，多数回答“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网站对易宪容辞职给出的理由是：因无暇顾及研究室的相关工作，并为了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提出辞去担任的金融室主任一职。所长办公会议已批准他的辞呈。
社科院金融所办公室主任赵培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媒体可能对社科院内部工作程序不太理解，把‘辞去行政职务’误解为是‘辞职’。”
但是易宪容的辞职引起了房产商们正面回应。在针对易宪容的评论中，最让他反感的：其一质疑他的学术人格，其二嘲弄他的出身。因为有人把他封为“地产平民代言人”，这又给反对者们留下口实，认为正因为易宪容出身贫寒，所以才喜欢这个封号。
“谁说我是穷孩子出身？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真正苦孩子出身的人，才不会站在穷苦人的一边呢。说实话，我在中国房地产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买了房子，衣食无忧。”易宪容脸有愠色。
易宪容的家乡在江西省上高县，他们家族拥有的房子和院落都很大，足有七八口天井。其祖父、父亲都是老革命。易宪容说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五个兄弟姊妹都很争气。三兄弟都上了大学，易宪容1982年进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最后取得硕士学位。读大学前，他只上过五年的小学。上大学前从事过会计、无线电修理、化工等职业。因为常看《毛泽东选集》，高考政治得了88分，英语最差，只考了19分。
大学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不怎么喜欢社交，成天背着一个很大的帆布书包，里面装着很多书，每天都是六点钟起床，然后到水房打水，做体操，买饭，吃完饭就背着书包去教室，在图书馆门口长长的队伍里，他每次都是第一个。
1994年，易宪容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贸易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又应张五常之邀，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进行合作研究。这一年，他在香港《信报》开辟了一个专栏，开始为媒体写文章。
2001年，从香港回来，易宪容选择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因为这份工作的“自由度比较高”。
“我当时从香港回来，经济条件很好，已经过得很舒服了，我需要去跟他们争什么东西吗？”易宪容说自己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前提是，“不要惹我”——他反复强调自己的“不争”，而这个“不争”是因为他良好的“经济后盾”。
“媒体学者”与“江湖郎中”
易宪容的寓所位于北京西郊某公寓，这是一个200平米三层复式小楼。在北京六里桥，他还有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
易宪容径直把记者带到了二楼的书房，这是他办公和接待客人的地方。
在递给本报记者的名片上，易宪容已用圆珠笔划掉了“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头衔，保留了名字旁边的“博士，研究员”称谓。
他藏书25柜，“总共有好几万册”，除一楼是吃饭的地方外，二、三楼基本上全是书，有访客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你这里可同时供十几个人彼此不打扰地读书。”
易宪容说他只要到国外出差，最大的事情就是买书。他甩了甩放在沙发上那件青色的夹克说：“我的很多衣服都很破旧，但无所谓。”谈到书，他表现出读书人的天真和得意，“你来看看，这些都是我的书。”
“这本你看多少钱，112美金一本，这个是港币五百多，这本是四百多英镑，我还用吹牛皮吗？他们那些人说我不学无术，我写那么多文章，不看书，能写出好东西吗？”
在众多的批评者中，房地产“学院派”认为他只是一个成天在媒体面前夸夸其谈、浅薄浮躁的“媒体学者”和“江湖郎中”，而“实验派”则认为他是没有经过仔细调研就胡说八道的学者。对于这样的指责，易宪容不服气。
“你看到没有，这套书几百块一本，我敢说没几个学者家里的书有我多。说实话，除了那些老先生，在同龄的学者当中，没几个人有我读的书多。”他说。
虽然辞去了主任一职，易宪容还是保持每周去一趟单位的习惯，平日里能不去则不去，“呆在家里多舒服啊”。 [下一页]
南方周末 易宪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