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房改十年 一低收入者的购房梦(2)
第二部分
解说：房改后的第三年，老傅的女儿丹丹上小学了，老傅给女儿在门厅里放了张小小的桌子，丹丹每天就在这里写作业。因为房子实在太小，老傅就在天井里搭了一个棚子，烧菜吃饭。
记者：你什么时候最想买房子？
吕珍菊：有这个买房子的想法，我女儿7、8岁的时候 ，6、7岁上幼儿园以后我就想买了。
太挤了，三个人住在一起。
记者：也不方便。
吕珍菊：对，这时候就感觉房子特别小。
傅水胜：天如果太热，我就睡在地下 。
记者：你睡这地下？
傅水胜：我就睡在地下，我就睡在这个位置。
记者：睡得开啊？
傅水胜：睡得开，我爱人睡这边，我女儿睡那边。我想想我女儿现在15岁了，还跟我们睡在一起，我心里说句实在话，她八岁已经有一点感觉，说句老实话已经七年没有，说句老实话，没有夫妻之间的任何东(何东博客,何东新闻,何东说吧)西，这个我们是最大最大的生活的一个，不愉快的一个生活环境下，我们几乎没有的，这是我最大最大的障碍。说句老实话，我也对不起我的爱人，也对不起我自己。说句实在话，我是这样考虑的，这样想想不管怎么样，总有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时候。
解说：老傅开始认真考虑花钱买房子的事了，那会儿他非常关心经济适用房的政策。
傅水胜：当时我经常跑杭州住房改革办公室。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跑？
傅水胜：我正式跑是在2002年跑的，2002年跑了一年是空的。
记者：没有登记？
傅水胜：没登记。就是跑政策，就是关心政策。
记者：当时为什么不想登记？
傅水胜：当时就是考虑到这么点工资，吃吃喝喝也不够。我们2001年到2003年5月份前面还在吵架，为了拿号不拿号的问题。这个背后就是买房这个钱在哪里？当时我们两个人想法不同，我要人民币攒足以后再买，再去申请。我老婆说，你这样一辈子没有房子，等你钞票攒足了房子又要涨价了。
解说：就在老傅一家为了先攒钱还是先申请登记而犹豫不决时，杭州市的住房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适用房突然变得一房难求了。
记者串场：这里曾经发生了杭州历史上，第一次经济适用房的“抢购风”，当年很多老百姓在这此彻夜排队，希望能够买到一套小区里的房子。
江苹芳：当时在销售这个经济适用房的时候，出现前所未有的这种效益，通宵彻夜捂着棉大衣在那边排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两万个人想要这个房子。
记者：能提供多少？
江苹芳：提供一共是两三百户，就出现这么种情况。
解说：为什么原本卖不掉，甚至还需要政府部门操心想办法的经济适用房，一下子就变成了万人争抢的香饽饽了呢？
杨 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差价问题，大概是2001年开始有了这个苗头，当时我们杭州房价，商品房房价大概从4000多元到了5000多元，和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拉开了差距，这个差距就不是300、500元；而是1000 、2000元。第二个可能商品房价格上去以后。有一些买不起的群体，群体面会扩大。以前是两个人买不起商品房，现在可能是四个人买不起商品房这个群体大，大了以后就往经济适用房这边靠。
解说：就在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瞄准经济适用房时，人们才发现，经济适用房实在太少了。
张良华：2001年以后，老百姓反应比较大。他们就提出来，我们工资涨得没有这么快，房价又涨了这么高的速度，政府又说买房要找市场，我们市场又买不到房。
解说：从1998年房改开始之后，杭州每年经济适用房的开工量保持在30万平方米左右，而商品房的开工量每年却高达200万平方米，就是说在当时的房地产市场上，经济适用房还不到30%。而且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像杭州这样经济适用房能达到30%比重的城市并不多，有的城市连10%都达不到，甚至有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没有建过经济适用房。这距离房改政策中提出的经济适用房占主体地位，差的实在太多了。
记者：我们在实际中发现这么一个情况，1998年提出这个政策以后，到了1999年的时候商品房的开工面积就超过了50%，为什么呢？
顾云昌：我曾经搞过调查，大概发现有这样的情形，各地有政策差异，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上海，上海就没搞经济适用住房，上海为什么不搞呢？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他们说2000年的时候，上海的商品房的价格，只有北京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二，上海人的收入比北京人的收入还高，他们的商品房均价只有北京，北京大概4500元，上海就3000元，商品房均价
上海的同志告诉我，他说经济适用住房是为了，让更多人买得起房子，我们的商品房价格
是北京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二，或者说我们商品房的价格，和北京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差不多。我们没有必要搞经济适用住房，所以在上海经济适用住房就没有搞，政府没有开发。所以说中央是说以这个为主体，实际上各地政府根据各地的情况，各地的比例是很不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量，没有像刚才23号文件里面，说得那样有大多数百分之七八十。只有在一些少数的省份是百分之七八十、五六十，大多数省份都是百分之二三十，甚至百分之十几都有这样的情形。
解说：2001年，随着人们对经济适用房需求量的增加，杭州市政府决定增加每年经济适用房的开工面积，缓解供需矛盾。
张良华：当时的仇保兴市长专门开了一次专题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做出了几个决定加大开工力量，那一年(2001年)他一下子把经济适用房开工面积提高到114万平方米。
解说：此后几年时间里，杭州市经济适用房的开工量一直保持在100万平方米以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适用房的供需矛盾。但是，跟商品房的开工量比起来，一样还是处于弱势。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举步维艰呢？
杨戌标：因为搞经济适用房的土地是要行政划拨的，如果说大量的供应(经济适用房)，确实对我们整个地方的财政来讲，压力还是很大的。
解说：所谓的土地行政划拨，就是说在建经济适用房过程中，地方政府免费将国有土地转让给开发商使用，不收取土地出让金。由于土地出让金全部划归地方政府所有，不需要上缴中央财政，所以这便成为地方政府除了税收之外的第二大财政收入来源。
顾云昌：我们现在许多城市是土地财政，靠土地的收入来支撑财政主要支持手段，经济适用房大量拿出来，政府土地价格优惠少收费的，政府财政是少收少得利的。
记者：杭州市一年大概建经济适用房，让利能让出去多少？
杨戌标：简单说，基本上我们每一年建经济适用房土地都在1500亩到2000亩 。它这个土地跟经营型土地(土地出让金)差多少？基本上每亩差100万元到200万元的差价，也就是说(一年)差多少，就是说每年在20亿元左右。
顾云昌：我们的土地财政靠卖地来得到的财政，这个当中地方政府收益是很可观的，全靠这个，特别一些中小城市地方财政力量不够。在财政不太富裕的情况下面，考虑到我政府的发展，肯定是(经济适用房)越减少越好。
解说：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情况时，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2001年到2003年的三年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为9100亿元。而1998年至2003年五年间，全国发行的国债也不过9300亿元。土地出让金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巨大收益由此可见一斑。
记者：如果政府在利益的驱动下(做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毛寿龙：政府如果是直接参加利益的话，它可能会不考虑其他因素。尤其是只考虑发展，不考虑分配的均等的问题，从公平的角度它就可能会忽略对低收入者的考虑。
季如进：发展是硬道理，当时对于业绩、政绩的考核以GDP为主。
杨戌标：对GDP来讲，经济适用房价格也低，GDP肯定也是低的。作为商品房当然这个效益 税收，各方面还是比较高的。我们GDP去年是达到了3280亿，这个过程当中，整个房地产产业已占到了我们整个GDP的5.6%左右。
季如进：我觉得当时上下，是以GDP 以产值论英雄。这样的话也不能完全怨他们，很多官员急功近利。整个社会的形势方方面面好像就是这样，一比就是谁排在第一，谁排在第二。
记者：这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季如进：造成的结果就是，脱离了全社会的协调的发展，社会成员 尤其是中低层人员住房改善的速度是有限的，差距越拉越大。
[1] [2] [3] [4] [5] CCTV
解说：房改后的第三年，老傅的女儿丹丹上小学了，老傅给女儿在门厅里放了张小小的桌子，丹丹每天就在这里写作业。因为房子实在太小，老傅就在天井里搭了一个棚子，烧菜吃饭。
记者：你什么时候最想买房子？
吕珍菊：有这个买房子的想法，我女儿7、8岁的时候 ，6、7岁上幼儿园以后我就想买了。
太挤了，三个人住在一起。
记者：也不方便。
吕珍菊：对，这时候就感觉房子特别小。
傅水胜：天如果太热，我就睡在地下 。
记者：你睡这地下？
傅水胜：我就睡在地下，我就睡在这个位置。
记者：睡得开啊？
傅水胜：睡得开，我爱人睡这边，我女儿睡那边。我想想我女儿现在15岁了，还跟我们睡在一起，我心里说句实在话，她八岁已经有一点感觉，说句老实话已经七年没有，说句老实话，没有夫妻之间的任何东(何东博客,何东新闻,何东说吧)西，这个我们是最大最大的生活的一个，不愉快的一个生活环境下，我们几乎没有的，这是我最大最大的障碍。说句老实话，我也对不起我的爱人，也对不起我自己。说句实在话，我是这样考虑的，这样想想不管怎么样，总有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时候。
解说：老傅开始认真考虑花钱买房子的事了，那会儿他非常关心经济适用房的政策。
傅水胜：当时我经常跑杭州住房改革办公室。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跑？
傅水胜：我正式跑是在2002年跑的，2002年跑了一年是空的。
记者：没有登记？
傅水胜：没登记。就是跑政策，就是关心政策。
记者：当时为什么不想登记？
傅水胜：当时就是考虑到这么点工资，吃吃喝喝也不够。我们2001年到2003年5月份前面还在吵架，为了拿号不拿号的问题。这个背后就是买房这个钱在哪里？当时我们两个人想法不同，我要人民币攒足以后再买，再去申请。我老婆说，你这样一辈子没有房子，等你钞票攒足了房子又要涨价了。
解说：就在老傅一家为了先攒钱还是先申请登记而犹豫不决时，杭州市的住房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适用房突然变得一房难求了。
记者串场：这里曾经发生了杭州历史上，第一次经济适用房的“抢购风”，当年很多老百姓在这此彻夜排队，希望能够买到一套小区里的房子。
江苹芳：当时在销售这个经济适用房的时候，出现前所未有的这种效益，通宵彻夜捂着棉大衣在那边排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两万个人想要这个房子。
记者：能提供多少？
江苹芳：提供一共是两三百户，就出现这么种情况。
解说：为什么原本卖不掉，甚至还需要政府部门操心想办法的经济适用房，一下子就变成了万人争抢的香饽饽了呢？
杨 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差价问题，大概是2001年开始有了这个苗头，当时我们杭州房价，商品房房价大概从4000多元到了5000多元，和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拉开了差距，这个差距就不是300、500元；而是1000 、2000元。第二个可能商品房价格上去以后。有一些买不起的群体，群体面会扩大。以前是两个人买不起商品房，现在可能是四个人买不起商品房这个群体大，大了以后就往经济适用房这边靠。
解说：就在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瞄准经济适用房时，人们才发现，经济适用房实在太少了。
张良华：2001年以后，老百姓反应比较大。他们就提出来，我们工资涨得没有这么快，房价又涨了这么高的速度，政府又说买房要找市场，我们市场又买不到房。
解说：从1998年房改开始之后，杭州每年经济适用房的开工量保持在30万平方米左右，而商品房的开工量每年却高达200万平方米，就是说在当时的房地产市场上，经济适用房还不到30%。而且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像杭州这样经济适用房能达到30%比重的城市并不多，有的城市连10%都达不到，甚至有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没有建过经济适用房。这距离房改政策中提出的经济适用房占主体地位，差的实在太多了。
记者：我们在实际中发现这么一个情况，1998年提出这个政策以后，到了1999年的时候商品房的开工面积就超过了50%，为什么呢？
顾云昌：我曾经搞过调查，大概发现有这样的情形，各地有政策差异，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上海，上海就没搞经济适用住房，上海为什么不搞呢？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他们说2000年的时候，上海的商品房的价格，只有北京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二，上海人的收入比北京人的收入还高，他们的商品房均价只有北京，北京大概4500元，上海就3000元，商品房均价
上海的同志告诉我，他说经济适用住房是为了，让更多人买得起房子，我们的商品房价格
是北京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二，或者说我们商品房的价格，和北京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差不多。我们没有必要搞经济适用住房，所以在上海经济适用住房就没有搞，政府没有开发。所以说中央是说以这个为主体，实际上各地政府根据各地的情况，各地的比例是很不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量，没有像刚才23号文件里面，说得那样有大多数百分之七八十。只有在一些少数的省份是百分之七八十、五六十，大多数省份都是百分之二三十，甚至百分之十几都有这样的情形。
解说：2001年，随着人们对经济适用房需求量的增加，杭州市政府决定增加每年经济适用房的开工面积，缓解供需矛盾。
张良华：当时的仇保兴市长专门开了一次专题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做出了几个决定加大开工力量，那一年(2001年)他一下子把经济适用房开工面积提高到114万平方米。
解说：此后几年时间里，杭州市经济适用房的开工量一直保持在100万平方米以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适用房的供需矛盾。但是，跟商品房的开工量比起来，一样还是处于弱势。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举步维艰呢？
杨戌标：因为搞经济适用房的土地是要行政划拨的，如果说大量的供应(经济适用房)，确实对我们整个地方的财政来讲，压力还是很大的。
解说：所谓的土地行政划拨，就是说在建经济适用房过程中，地方政府免费将国有土地转让给开发商使用，不收取土地出让金。由于土地出让金全部划归地方政府所有，不需要上缴中央财政，所以这便成为地方政府除了税收之外的第二大财政收入来源。
顾云昌：我们现在许多城市是土地财政，靠土地的收入来支撑财政主要支持手段，经济适用房大量拿出来，政府土地价格优惠少收费的，政府财政是少收少得利的。
记者：杭州市一年大概建经济适用房，让利能让出去多少？
杨戌标：简单说，基本上我们每一年建经济适用房土地都在1500亩到2000亩 。它这个土地跟经营型土地(土地出让金)差多少？基本上每亩差100万元到200万元的差价，也就是说(一年)差多少，就是说每年在20亿元左右。
顾云昌：我们的土地财政靠卖地来得到的财政，这个当中地方政府收益是很可观的，全靠这个，特别一些中小城市地方财政力量不够。在财政不太富裕的情况下面，考虑到我政府的发展，肯定是(经济适用房)越减少越好。
解说：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情况时，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2001年到2003年的三年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为9100亿元。而1998年至2003年五年间，全国发行的国债也不过9300亿元。土地出让金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巨大收益由此可见一斑。
记者：如果政府在利益的驱动下(做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毛寿龙：政府如果是直接参加利益的话，它可能会不考虑其他因素。尤其是只考虑发展，不考虑分配的均等的问题，从公平的角度它就可能会忽略对低收入者的考虑。
季如进：发展是硬道理，当时对于业绩、政绩的考核以GDP为主。
杨戌标：对GDP来讲，经济适用房价格也低，GDP肯定也是低的。作为商品房当然这个效益 税收，各方面还是比较高的。我们GDP去年是达到了3280亿，这个过程当中，整个房地产产业已占到了我们整个GDP的5.6%左右。
季如进：我觉得当时上下，是以GDP 以产值论英雄。这样的话也不能完全怨他们，很多官员急功近利。整个社会的形势方方面面好像就是这样，一比就是谁排在第一，谁排在第二。
记者：这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季如进：造成的结果就是，脱离了全社会的协调的发展，社会成员 尤其是中低层人员住房改善的速度是有限的，差距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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